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的战略升级是个伟大尝试？还是个风险规避呢？

腾讯发布其公司历史上第四次战略升级，提出“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并豪掷500亿元，打造“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

霎时间，科技圈沸腾。在前有阿里美团反垄断调查，最近也爆出腾讯可能遭遇大额罚款的背景下，大家纷纷揣测，该做何理解？会有什么影响？社会可能会如何为之一振？

我倒觉得没这么夸张，500亿，刚刚占腾讯2020年全年营收的10%，也没说多少年花完，且这500亿要用于包括基础科学、教育创新、乡村振兴、碳中和、FEW（食物、能源与水）、公众应急、养老科技和公益数字化等领域的探索。这样撒芝麻一撒下去，落到每个领域，就更难有什么实际的反响。

当然我也觉得奇怪，盖茨特别关注健康和疫苗，马斯克想去火星。社会价值大多有些旨趣和方向，像腾讯这样博爱天下，关心的范畴大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确实少见。

因此这到底是个什么事儿呢？

一、平台巨兽、科技英雄、危机的视野

蕴藏在这件事儿上的张力，是个神话的张力，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

一个科学家搞出了了不得的发明，人类的命运为之转变，这是美国电影与电视剧的典型情节，在神的时代渐渐祛魅后，科技接过魔法的火炬，扮演人类命运转变的钥匙。

萤幕上有托尼•斯塔克，荧幕下有伊隆•马斯克。伴随着将人引向火星殖民的巨大愿景，伴随他出神入化的技术营销能力，在加上一众公众号流量的焦虑与修辞的熟练。从马斯克的神话开始以来，我们已经一再被预告，人类的新时代就要到来了，这预言就像公元元年后基督教教会一再的呼告，最终审判日将会马上到来。只不过2000年过去，这个末日审判的故事我们已经彻底厌倦，现在爱上了后人类的神话。

不过对神话的需要，确实一以贯之。

神话的另一面，是对大型跨国科技平台公司的现实经验，他们的产品确实从根本上形塑我们的生活形式，淘宝、微信、网约车、抖音、手机游戏，哪一个都不是前沿技术，但哪一个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角度，都是一次人之社会的剧变。

站在剧变中心的公司，坐拥财富，数据与权力，平台一条哪怕小规则的悄然修改，几十万人生活即遭到影响。平台在那不透明的数据后不断发明和编织规则，要的是更高的点击率，更高的活跃度，更高的转化，更高的在线留存时间，某种程度上，我们都被编织在算法的系统里。这比技术推进改变人类命运的神话要隐蔽，但更加真实。

站在这神话和这经验的交叉点，是一种新的英雄崇拜，科技公司CEO的英雄崇拜，那简直是一种不同的“物种”。他们有与我们截然不同的“认知”，高远的“视野”，突破性的“创造力”，圣人般的“使命感”，将为我们带来福祉。

从乔布斯与盖茨的时代，到马斯克的爆红，面临腾讯的新战略，其实我们在好奇。马化腾是那个神话中的新英雄吗？

当然比起回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消解这个问题，没有这样的英雄叙事。

二、科技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科技企业“仓禀实而知礼节”，在赚够钱后，就有更高的追求，仿佛在攀爬马斯洛需求的至高层级。

但哪有赚够的钱呢？哪有安全的钱与地位呢？就在成立“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之后几日，腾讯调整大架构，成立“在线视频 BU”，并调来其两位副总裁加入，这才是真正关键的业务改变。与其相比，“科技向善”业务由媒体人陈菊红领衔，就少了很多重量级和想象力，而更像是一个PR或GR事务。

我们可以回到“科技向善”的起点，2017年7月，彼时腾讯《王者荣耀》正风光无两，但其火爆本身也激发了家长群体和官方的关注，《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发问狠批《王者荣耀》，第一篇文章指词游戏“架空和虚构历史”，“扭曲价值观和历史观”，第二篇文章狠批游戏“让孩子在身体上被过度消耗”，“陷害人生”。

回应批评，腾讯上线最严格的游戏防沉迷系统，股价暴跌。2017年末，提出了“科技向善”，“初衷是为腾讯产品与服务带来的一些全新而复杂的社会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和有效行动”。可见科技向善的初衷，就是一个应对业务危机的产物。

回到2021年，在“反垄断”和阿里巴巴的遭遇下，腾讯适时推出全新战略，并“识趣”的关切“碳中和”、“乡村振兴”、“教育创新”等顶层关切，其意图昭昭。

这当然不是一场从心底里发出的拳拳善念。我并不是要批评腾讯虚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商业企业，腾讯有什么义务要有心底里的拳拳善念？

企业面向员工、股东、消费者付最大的责任与义务，如果我们接受自由商业社会运转的规则，企业在完成了法律义务的前提下，本就没有额外为社会承担的义务。如果认为企业有，那么就要细细分析，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

首先，对于企业运营中，因为失职、错误，实际为社会造成的问题，企业当然有责任消除问题，例如BP石油触礁泄漏，BP石油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次，对于企业运营事项和业务本身性质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并非因为失职、错误的，例如矿业对环境的破坏，游戏或影视内容对青少年的影响，金融理财风险带来的财产损失。企业实际上付合规的责任，即如果没有足够的立法和监管约束企业，实际上企业也不必就此种事项负责。

再次，就企业运营事项造成间接的社会问题，例如星巴克作为一个咖啡品牌，其经营中因为行业利润在各个环节分布不均，势必造成对上游咖啡豆种植者的一种结构性剥削。对于这种责任，甚至已经在合规之外，我们已经没有义务去直接要求企业承担这一部分转移支付的责任了。

最后，那些和企业业务完全无关的问题，例如一个汽车企业突然关心上了教育，一个服装企业突然念上了脱贫。也就像腾讯突然关心上了养老，都没什么可理解的空间。

我要说的是，企业负有合法合规，以及消除自己经营错误的责任。企业尤其没有的是因为其赚了太多钱，突然就有在合法合规外，好像因为是“富有影响力的平台”，就得承担“社会责任”的诉求。因为若是如此，在一个更微观的地方，你也可能因为是在你的小区“富有影响力”的个人，或是一个在某平台“富有影响力的帐号”，突然多了一些在合法合规外的义务，将心比心，这都是很危险的事。

企业不会因为突然赚了钱自动变得高尚，企业也无需因为赚了钱就有义务变得高尚，如果真有企业家高尚起来，这是社会的幸运。不过对于一个良善的社会，高尚企业是个即不必要，也不充分的事情。

三、企业责任作为一种博弈

但是，一个不高尚的企业，却可以做出高尚的行动，这个一点也不奇怪，且更加地稳健。

试想姚明做一个公益项目，因为姚明本身的影响力巨大，企业便认为，投入这个公益项目可以获得足够的影响力回报，应该没有人会认为这是“虚伪”的举动。

而在合法合规之外，社会也可以给予企业做出高尚行为的足够动机。例如石化企业在环保领域的投入，或是纺织企业在供应链和环保的关注，背后都是环保NGO的监督。当环保NGO能够将其合规合法的经营，揭露为一种被公众认知的恶，也能够推动企业做出调整的行动。去年针对外卖企业《困在系统里》的舆论监督和风波，也是这样的典型事件。

可见，对于经营的提升，如声誉和影响力，以及对经营的风险，例如丑闻。也是可以让企业“更负责”经营的要素。这背后不是法规在推动，而是消费者的偏好和道德判断，在与企业的利益和风险进行博弈。

消费者越来越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的“责任感”。例如“责任消费”的观念，即希望消费者拒绝购买在社会价值上有瑕疵的商品，或购买那些具有社会价值溢价的商品。消费者用脚投票的行动，从来都有最大的影响力。当然这样的影响力会有各种不同的呈现形式，憎恨杨笠的男性消费者用脚投票，直接逼迫很多企业切断和她和合作。女性B站用户则逼迫企业选边站，履行她们对女性的忠诚。

从近几年开始，因为社会化媒体渗透率越来越高，消费者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并越来越熟练地在互联网形成巨大舆论，或参与舆论。以此成为倒逼组织、企业和其他个人行为的一种方式。当然更有甚者，当少数人和组织掌握此种动员后，这会成为一种最大的压力。

这背后指向我们真正可以理解的一种逻辑，即企业生存在一个现实环境中，企业甚至没有自由的选择权，无法简单通过企业家的旨趣，来定义企业本身的“社会责任”。例如对特斯拉而言，当下在中国的一个呼声，则会认为其将数据中心建设在中国，甚至与中国企业合资，才是对社会责任的履行。腾讯此次的“社会价值”，很明显也有权力意志的强烈痕迹。

因此，在当今的互联网舆论环境中。企业的责任开始在我们刚才提及的“合法与合规”外获得诸多外延，这个外延的正面冲动兴许来源于我们对企业家英雄的崇拜，但这个外延的真正运转却越来越紧密地与社会舆论风向相关，这当然是一种巨大的风险。

四、关于善的共识

因此企业社会责任的走向，正如腾讯自己所说“持续呼应国家与时代的需要，与不断发展的社会共生、共荣。”腾讯当然非常明白这个“社会责任”的实际张力。

这里面一点都没有什么“道德高调”和“战略高调”，什么公平和可持续，什么共享社会价值，增进社会福祉等。什么是这里被共享的社会价值？这由谁定义呢？权力意志所推进和计划的”社会价值“一定能够取得最大的公约数共识吗？

例如腾讯此次多次用作社会责任案例的”为村“，虽然紧扣”乡村振兴“，但几乎在此次之前，是个非常默默无闻，并没有形成影响力的案例。而对在《南方周末》对马化腾的采访中，马化腾对于何谓”善“也并无明确的看法，只是将”AI“当作实现任何价值的”十全大补丸“，在他谈及腾讯实施”养老护理“，碳中和，农业中，都将AI当作可以解决绝大多数问题的核心技术。这是一种讨巧的策略，仿佛腾讯提供一种类似于”强人工智能“的技术力，因此腾讯即可不必定义任何”社会价值“，一切不管是权力意志在意的社会价值，和公众突然对某种价值的狂热，腾讯都可以使用技术予以实现。

问题是公众对企业会有什么诉求呢？企业是公众与社会价值之间中立的第三者吗？还是企业本身会成为公众感知社会价值问题的问题对象呢？马云从”爸爸“到”资本家“的快速坠落，本身就是公众和权力对于”社会价值“的一种导向，即认为”金融服务“是一种”金融剥削“，金融本身并不产生社会价值，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幼稚和情绪化的想法。且在这个情况下，公众对于蚂蚁金服，便只剩下了一个财富再分配的赤裸又兴奋的念头。

在这个情况下，企业又如何将自己置身事外呢？若是来日腾讯的收入大头游戏板块因为任何风波被当作毒害青少年又以氪金无度吸血的贪心资本家，腾讯又如何将自己置身事外呢？

推进至此，我们能够发现一个重要的逻辑，从”企业社会责任“最表层的现象来看，整个社会似乎处于对企业家英雄的动漫式膜拜中，但一旦落地到现实的可经验世界，我们就发现这块硬币的一体两面，一面是对企业超越合法合规，积极谋求社会福祉的”高调“；另一面，是残酷地将企业当作权力意志与公众激情对象的工具，有时是工具，有时是需要被克服与打倒的敌人。

而企业在此似乎为自己找到一个”聪明“的策略，即从对”社会价值“的定义中退出，仅仅将自己作为一个谦卑的”工具“，不仅不可能，即企业不可能将自己置身事外。还因为缺失了”商业价值“的表达，让所谓的”社会价值“根本不可能合理集结。

对于”社会价值“，有很多激进而偏颇的设想，我试举其中之三，来说明我的观点。其一是所谓”商业是最大的慈善“，因为自由市场才是社会总效益最大化，因而除了商业外，没有值得思考的其他视野，这样的视野当然仅仅思考所谓可用经济衡量的”总体效用“，而丝毫不考虑类似公正等价值，这当然是很幼稚的。

其二是”计划经济式社会价值“，即我们可以相信单一机构或组织，由他们垄断对社会价值的定义、计划与投入方式，相信他们的一切转移支付方案和计划。因为在这个情况下，当他们的”计划“与任何少数个体或组织的利益形成冲突时，这个处理过程会显然丧失公正性。

其三是”每个人自私地捍卫他自己的价值理解“，这几乎可以回到主张一”商业是最大的慈善“，只不过是其更可怕的意识形态版本，因为”商业是最大的慈善“还要求在此假设下，每个主体符合”理性人“法则。而”每人捍卫自己的价值理解“，可以更任性地选择激进方案，例如一个左翼可以单向度地认为这个社会唯一重要的社会价值是硬性的财富再分配，一个性别主义者可以单向度地认为这个社会唯一重要的社会价值是赢得性别争端。此种单向度的价值理解，大多采取对抗式的形式，如果这样的方式主导了”社会价值“的定义，我们则走入了一种最糟糕的冲突世界。

当然现在我们正在此三种主张混合的社会中，因而迷茫与冲突。如果要我说，我们需要达成何种关于”社会价值“的共识，有两个重要的共识。其一：那就是每个个体和组织首先避免自己成为社会价值的破坏者，这就要求，每个个体和组织，明白自身言行和主张拥有不可避免的外部性，尤其是，不可避免的负外部性，这是社会价值的起点。

五、科技善吗？

我们可以在上面的基础上看待”科技向善“，这句话本身就非常可疑，似乎科技是中立的，善与恶取决于人们如何使用。

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核能，用于恶行，是原子弹（当然有硬心肠的人认为原子弹是最善意的发明，因为可以终止战争，真的吗？），用于善行，是核电。核电真的是”纯善“的技术吗？因而将核电站事故仅仅看作与”核能特点无关“的”其他人为失误“，并认为我们一定有可能实现完全安全的核电？

拥有此种乐观主义的人，当然无法理解废止核电的理由，甚至认为这个问题不值得讨论，但实际上世界上已经有奥地利、瑞典、意大利、比利时、德国、澳大利亚等废核国家。

技术是否是中立的，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其实此问题在20世纪上半叶就几有定论，技术当然不是中立的，技术运转有其本身的逻辑和构成，我们不可能有随机将技术服务于任何目的的能力。

阿里巴巴可以说其愿景为”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但是淘宝本身的展示原则就势必让流量向3-4个高性价比选项集中，其本身商业逻辑势必造成商品生产领域的规模化和集中，大量中型企业被各个领域的3-4家大型企业替代的过程。

快手可以说其愿景为”让每一个人都被看见“，但其推荐算法势必让头部帐号不断增强黏着性效应，最终这还是一个以最大大号为核心，要么以”家族化“方式分享流量，要么购买快手的”流量广告”。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快手上谁也看你不见。

作为以“零工经济”为主要构成的网约车和外卖送餐平台，为了实现其超高效率，必然要实现超高的运力资源，而这个又要以超高的市场渗透率实现，因此如网约车单价和外卖送餐费等势必较低。在这个背景下，如果平台需要有足够利润，势必对于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送餐员群体的劳动权益，要做出非常大的妥协。

可以说，每一个互联网产品模式的背后，都有其无法避免的负外部性。连腾讯的微信也是一样，这个产品极大冲击了也邓巴数为上限的自然人际环境，让集中在亲密人际关系上的时间和精力向更多人摊薄，这个产品对于家庭核心秩序的瓦解，是必然的。其次微信让过去不可能动员和到达的人际关系实现到达，不管是其异化了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关系，还是其异化了学校老师与家长的关系，这种过度链接都是微信这个产品必然导致的结果。

科技是中立的吗？一个基于技术的产品是中立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技术本身拥有强烈的方向性，这个方向不可能全方面地与我们的生活福祉贴合。因而这些企业的运营，也就直接或间接地向社会输出负的外部性。这就像星巴克如果持续运营，在它长长的商业链条上，就必然有咖啡豆种植者会遭遇剥削。因而星巴克一直以来开展的“咖啡种植者支持中心”项目，就是一个带有此种关怀的，有价值的项目。

在科技企业领域，基于美团的业务，开展的美团大学和美团将要进入的职高教育领域，就是一个和其业务本身有关，有助于缓解其业务本身问题带来负外部性的尝试。

很可惜，这样的思考和尝试，似乎还完全没有在腾讯的“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中有丝毫的提及，似乎腾讯已经是个很不错的企业，现在要做的是更进一步，锦上添花。

五、一个问迹不问心的视角

刚才提到的关于何谓“社会价值”的第一点，是个体或组织对于自己负外部性的敏感和自觉。第二点，是问题的导向，是超出道德高调或单向度的社会批评或过于宏大的社会目标，专注于解决显性问题的倾向，即社会价值背后有何种运行的本质规则，我们暂且不管。一个悲惨的人需要帮助，这是个争议较小的事实。

在这个角度，引向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腾讯的“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尤其是腾讯的这500亿元。在之前的部分我们已经论证，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一份子，腾讯也没有支配它自己“社会价值”努力方向的可能，如果其他人或组织不介入到这个工作的过程中，那么此过程就自然会被顶层权力意志和社会整体舆论风波左右。

因而不管是腾讯企业内部的员工，腾讯外部的个人或组织，找到合理的渠道或方式，将你的关切，能够嫁接在腾讯的这种“努力倾向”上，以影响他们对“社会价值”的理解，进而影响其资源的支配，到一些你已经发现的，甄待解决的显性问题，是腾讯新战略布置给全社会的一个课题。

因此对于腾讯的这个所谓全新战略，采取一种“问迹不问心”的视角，可能是一种更好地实用主义态度。因此与其现在猜测马化腾怎么想？陈菊红怎么想？腾讯想创造什么价值？这件事是伟大还是虚伪？不如开始了解和思考，这个新的“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如何架构和运作，有何合作和驱动的抓手，如何能够影响到他们的实际运营和资源的调配使用，是一个有价值得多的话题，这个话题在今天文章的篇幅下，就很难再深入覆盖了。

但我们至少明白，“社会价值”并非是英雄绘制蓝图的过程，社会价值是一个基于利益和风险的复杂博弈，如果你不尝试去影响和定义它，那么就自然有人会去，那你所理解和设想的那个美好社会，就只会更加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