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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暴可以靠严惩解决吗?

前一段时间,“网课爆破群”将网暴话题再次带回,更因为一位老师殒命的事件,让大家对网暴的反感达到最高峰。纷纷要求“严惩”(为什么之前有一次和外卖相关的网暴自尽事件没有?)。最近与此相关的惩处和预防手段开始频繁释放,但方向和大家想的可能不太一样。主方向是打击水军和黑公关,再加速加强直播短视频内容审核,评论先审后发,加强权威信息披露等。而在保护当事人方面,建立“一键防护”等功能,关于当事人防护,我之前在评价某网站反网暴机制其实就提到,大多网暴其实并不依赖与原帐号的互动,大可在原帐号之外公共环境中发起,同样可以极大地损害一个人的名誉,造成严重的侮辱。

Published onApr 17, 2024
网暴可以靠严惩解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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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网课爆破群”将网暴话题再次带回,更因为一位老师殒命的事件,让大家对网暴的反感达到最高峰。纷纷要求“严惩”(为什么之前有一次和外卖相关的网暴自尽事件没有?)。

最近与此相关的惩处和预防手段开始频繁释放,但方向和大家想的可能不太一样。主方向是打击水军和黑公关,再加速加强直播短视频内容审核,评论先审后发,加强权威信息披露等。而在保护当事人方面,建立“一键防护”等功能,关于当事人防护,我之前在评价某网站反网暴机制其实就提到,大多网暴其实并不依赖与原帐号的互动,大可在原帐号之外公共环境中发起,同样可以极大地损害一个人的名誉,造成严重的侮辱。

因此纯粹的被网暴者隔绝,以及一系列网络言论和帐号控制的手段,是我们想象的反网暴的”严惩“吗?这是遏制网暴,还是让本已经紧绷的这张约束之网,又进一步加强了力度?我一直觉得”呼唤严惩“是一个悖论式的公共现象,我们一面抱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过度侵入管束,但一遇到问题,我们又大喊“严管严惩”。这难道不矛盾吗?

你也许会说,我呼吁“严管严惩“的,是那些坏事,是该管而又没有管理到的;而我抱怨生活空间的闭塞,则是那些不该管而管得太多的,是要该管的管,该放的放,这两个诉求并不矛盾。但每次我们面对这样的命题,都该意识到,这个命题的绝对正确,即”该管的管,该放的放“,仅仅停留在语义上,是语法赋予了这个问题正确性。

什么该管,什么不该?什么能管,什么不能?网暴,也许就是个绝佳的例子,我们可以从中重新考虑惩罚、责任、社会参与的关联。

PART 什么是网暴?

什么网暴该管,什么网暴不该管,或者换个问题,什么算”网暴“,什么又不算,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与热暴力不同,刑法几乎限制所有陌生人间的暴力,今天即便我抓住一个小偷,把他打得半死,同样算作”故意伤害罪“。在危害实际人身安全的暴力上,没有任何私刑的空间。

但言论领域则完全不同,按理说,骂好人才算网暴,骂坏人算网暴吗?顶多算坏人咎由自取吧,在我们的舆论场经常出现对于个人、企业、组织、甚至族群的批判风暴。我们是否可以像实际暴力一样,全部判作网暴,予以取消?不论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件,都不可以形成大规模的批判?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再说了,什么是”网络暴力“呢?侮辱谩骂算,那阴阳怪气算吗?大家一定也明白,很多时候阴阳怪气比直接的谩骂会带来更大的伤害。但一句话是否是谩骂还比较容易判定,大概就是粗口的使用,但什么话是阴阳怪气呢?这判断起来就要困难许多。

我们再回到上面的那个核心争议,如果批判好人才是”网络暴力“,而批判坏人是他们”罪有应得“,那么判断网暴与否的核心就成为了判断善恶的大问题。到这个问题,你还有信心吗?进一步,如果把言论善恶判断,一并交由可能惩罚网暴的部门,来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现在看上去就是如此执行)。这是你想要的机制吗?

所以在我们呼唤”严管严惩“之时,我们实际上在呼唤什么?到底针对何种事情,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管理,其中的例外是什么?管理边界是什么?我想绝大多数人在进行呼吁时,并没有对上述问题有仔细的考量。而是凭借朴素的”逞恶扬善“之道德冲动。

具体怎么办,就不是再呼吁者考虑的了。我们需要考虑责任是否可以划分在此处,社会公众提出需要依靠惩罚解决的问题,而有关部门来考虑具体惩罚的细节和方式。因此呼吁者只要摸着良心呼唤”严管严惩“,就完成了自己的动作。最后若有别的问题,是管理者惩罚者之错。

一般公众到底有多大责任,对于网暴,乃至更多问题,恰恰就是这个问题的核心。

PART 惩罚作为方法

遭遇公共问题,呼吁”严管严惩“,早已不是新鲜方法,甚至已经是公共舆论的某种”定式“。仿佛有这样一股坚决的惩罚力量,而公共舆论就像一盏探照灯。这盏探照灯照向一个方向,这个惩处力量便扑上去执行,如果问题还没有解决,那就加大惩罚力度。

社会问题在”严惩“中得到解决,这不仅是法家对社会治理的宏愿,也是我们生活中已经实现的绝对现实。卫生危机,投机倒把,邪恶老板,恶意涨价,偷税的明星,贩卖焦虑的机构。试着回答如下问题:现在我们的社会,迫切需要对哪个人群的严管严惩?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很快答出不只一个答案。面对错误,难道不该罚吗?除了惩罚,我们还该怎么面对犯错误的人呢?

方法当然不只一个,在积极心理学大行其道的今天,犯错的时候不要过分苛责,而要多鼓励,多进行积极引导,几乎已经是常识。但面对实际问题,这个想法是不是太过”理想化“?

一个父母面对自己子女的调皮,应该打骂,还是耐心地劝导呢?我想人人都认为”应该“选择后者。但如果这个孩子现在正在你高铁后座踹着你的椅背呢?还该耐心劝导吗?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复杂,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想拷问的是坐在邻座的”公共人“的角色。父母应该对子女耐心劝导,而非打骂,这是顾及子女的利益,唯恐过度惩罚造成阴影;正被踹椅子的人,希望吵闹立即停止,就算给这孩子留下阴影,也不是他关心的问题。大家首先充分自利,这不是问题,在这样一个例子里面,他们二者的立场都可以得到理解。

关键问题在于其他人,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一种合理对合理的争执?假设现在他们开始吵架,一边说赶快让你孩子停下,不然你不了我来帮你管;一边说我已经在劝我的孩子,对孩子不能过于粗暴。你就坐在他们的旁边,你会怎么办呢?在这里,最寻常的想法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只希望清净,所以我赶快找乘务员来解决问题。

是的啊,这和网暴就一样了。我想对于任何网暴者,都有一个合理的基础,是惩罚坏人。就连”网课爆破“,也是学生们面临网课带来巨大压力的一种发泄手段,在这两三年的历程中,学生面对网课持续而反复的折磨,需要疏导,这是一个未被正视和处理的问题,至少我对这种网暴表示理解(不代表我认同)。那作为一个公共人,我们既非老师,也非学生,对这样的一个局面,应该持有一个什么态度呢?

其实我们选择的态度是,这和我没有关系,我不想去深入了解老师的处境,也不想了解学生的处境,我的要求是”少噪音“和”少坏事“,我想要平静清静,但平静清静的实现和背后的道理,我不在意。所以”乘务员“来,最后实现了平静清静,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因此我想在这里更改我在上面说的那个”朴素的道德冲动“,有时候甚至大家要的不是”道德冲动“,而是”息事宁人“,我们要的是我们环境的”平静清静“。”严管严惩“的结果,是平静清静。

这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公共事件大家群情激愤呼唤”严管严惩“,但对实际对策和事后影响,却少了很多兴趣。因为我们不想真正置身其中,不想去判断复杂的对错,我们只是闷着头相信,严惩可以让坏事止息,可以让一切清静下来罢了。

惩罚的对象不是恶,而是噪音,我们要的不是除恶,而是降噪。我们希望维持中立。

PART 公共人与网暴

现实暴力与网络暴力有很大不同,其中之一就是公共性。现实暴力为了避开他人的揭露,隐藏罪行,很多情况下会选择在隐蔽处进行,校园霸凌,抢夺伤害,很多时候都会故意选择在僻静处。但网络暴力则恰恰相反,如果不能闹出动静,闹到人尽皆知,则丧失了伤害。

这是因为网络暴力伤害的大多是人的名誉和尊严,要让本人知道,也想让更多人知道。

其结果是我们很少经历热暴力现场,却经常围观和目睹网络暴力。所以在围观网络暴力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呢?身处第一现场,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劝架也罢,安慰受害者也罢,都是直观的行为。当然在这一切之外,是对事实的了解,到底网暴因何而起?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不知道,我们有什么立场介入呢?(当然劝导是有价值的,不管什么价值判断,谩骂和阴阳怪气都应该制止。)

所以,这让网暴的目击者介入网暴变得既简单又困难,简单在于就是动动手指,打字而已;困难在于要公允地介入一场网暴,其中的”道理“往往并不简单。所谓这里说的公共人,就是在判断与自己利益无涉的事件的关联。在这个视点上,流行词”公民意识“应该首先指对公共事件全面了解的意愿和行动,而不是指大喊”严管严惩“的冲动。我们在上面已经分辨,”严管严惩“也是自利的行为,不过是说”我以后不想看到这么多坏事“,相对中立地招呼乘务员来管即可。

但你会不会觉得,这已经足够了,大家时间精力都有限,遇到问题要求大家亲自介入并不现实,能够有公德心招呼乘务员,已经是尽到了自己的公共义务。在这个视野下,我们每个人就像是一个警报器,我们对事件性质,事件类型不做判断,遇到问题,我们便警铃大作。这么看起来,好像什么公民社会,也没什么价值,如果有足够的摄像头甚至声音摄录设备覆盖全城全网,我们每个人连报警器也都不用当,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这是不是一个最佳社会的设想?

当然不是,不仅不是,这才是真正的”过于理想“。接受上述愿景,我们必须相信一个前提假设,既召唤来的”乘务员“绝对公正公平。假如在1930年的柏林,我在街上看到一位犹太人与一位日耳曼人拉扯,我现在呼唤”乘务员“,则明显是毫不负责任的行为。

通过这些例子,我们不仅能够发现”中立的报警型公共人“的虚弱。更重要的,还可以看到”惩处型“权力的边界,惩处型权力擅长处理拥有标准,不依赖语境的行为。例如拿刀捅人,除最少数自我防卫,不管对好人坏人都不可以,不必考察前后语境,惩处的权力就可以介入。

我们可以反过来理解”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与其完全相反,没有标准,高度依赖前后语境。所以从古至今,这种争端都依赖认识的人,或宗族权威的调解。因此对于”公共人“,”乘务员“的中立性和公正性不仅需要质疑,其可以管辖的边界也是清晰和有限的。低语境的,刚性的惩处权力进入高语境的环境中进行管理,必然是一刀切又荒腔走板。我想这个问题已经不需要我多做举例了。

因此在那个孩子父母,被踹椅背的人,和乘务员之外,必然需要”公共人“的角色和参与。遇到社会问题大喊”严管严惩“,则是放弃公共人的判断。既然放弃判断和参与,自愿蜕化为”警报器“,那么与你息息相关的生活,在警铃大作之下,被凶猛地干涉和侵蚀,就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

PART 有风险的介入

所以网络暴力和仇恨言论能如何遏制?首先是处于第一现场的众人的参与,当然不是要舌战群儒骂退众人,但也不应该轻视调解言语的价值。我们经常在评论区高赞的暴力评论下看到对他的反驳,虽然点赞数也许不及原评论,但其存在就让人感觉欣慰。当然这样的回复风险不小,介入调解和解释,多半会被当作二次网暴的对象,甚至你的评论被对方一删了事,白费时间。

当然也可能你根本就选错边,事后被证明错误打脸,只要表达观点,就有风险。绝对的”中立“态度才是四平八稳。

在实际的网暴中,有时安慰受害者比直接对线更重要,但同样可能是无用功,也许你的私信淹没在各种谩骂私信中,根本没有被看到,或者对方被迫关闭了私信的功能,安慰没有被接受。应对网暴没有必胜的方法。

但不管是介入调解或安慰,都需要你对事态和对方有足够了解,不然说出的话,都只是无关痛痒的鸡汤。应对潮水般的侮辱谩骂,很多时候情绪性的激动对应只会火上浇油,你还不得不变得耐心谨慎,以更长的篇幅应对,这些都不容易。

当然除了公众外,网络平台也可以面对网暴开发功能,或提供服务,这与召唤”乘务员“是很不同的。虽然同为第三方介入,但对于网站的实际运营者,反网暴功能如果冲击到正常使用,导致用户流失,用户时间下降,这对网络平台是切肤之痛。但对监管部门,则完全缺乏这个切身感受,这又应和我们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必然的低质“。只有真正共担风险的参与者,才可能提供有意义的调解和反网暴功能。一个遥远又低语境的权力,大概都会走向”只要无事发生就不会有坏事发生“的粗暴逻辑。

公共对风险的承担和调解,不管是网暴亲历者,其他旁观网民,还是平台,不仅必要,在当下的环境,甚至是抵御”乘务员“进入此领域,亲自下场,粗暴干涉的方法。因此从最初呼吁”严管严惩“,到现在不把一切社会问题看作依靠惩罚消除噪音和差异,而是进入问题的语境,以个体承担部分公共责任,去了解分担,也许是过去三年,我们可以习得的一个重要教训,这也不仅仅是针对网暴这个话题。

如果每个人都保全自我,得个现成,则会不断陷入遭遇问题就呼唤严管,自己的生活又被快速激烈入侵,强加管制束缚的矛盾境地。

END 和问题长期共存

最后,社会问题没有简单解法,就像网课爆破组,可以看作最近数年网课现象的一种反嗜。互联网也是如此,从它存在之初,他就是现实社会压力与困境的一种发泄途径,因此互联网某种程度是冲动的,放肆的,纵欲的。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惩罚,不是万能方法。

任何社会都和问题长期共存,公共安全、健康风险、经济衰退、通货膨胀,一个充分反脆弱的社会需要一定的从容,不必一惊一乍地遇到问题就呼唤依靠”惩罚灭火“,更不必用惩罚作为报复手段,来换取个当下的公平。问题必然需要漫长的震荡反复,任何绝对安全,一定成功,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不过是解决些小问题,憋出个大问题。我想这也是最近几年的明确教训。

所以面对问题的触目惊心,面对各种媒体的煽风点火,公众也许更要学会和问题共存的耐心。这对任何人的任何问题,都是如此,在这个前提下,突发的事件,紧迫的死亡,具体人当下的巨大痛苦,被发明的邪恶者超出想象的罪恶,都不足以构成反例。无痛苦和冲突的社会不存在,任何问题都是在妥协与耐心中解决。

无法调整这个意识,则陷入到遇到问题,便大声呼喊”乘务员“的严惩,并被他的过度承诺一再蛊惑和狂热的悖论。或在此之后迅速意识到无路可走,希望加速毁灭的反复中。

希望来自耐心,绝望来自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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