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假新闻、谣言、无法求证的惊悚结论厌倦了吗

今天不卖关子，我们直接从最棘手的地方开始。当前媒介的环境中充斥着谎言、谣言，多到我们已经熟练使用“后真相”来形容当前的环境，造成谣言横行的原因很多，没有一个是简单的，我们可以先列举如下：

• 很多受众并不是被谣言“欺骗”，与其在意看到的信息是不是真的，很多人更在意看到的是不是他自己希望相信的，我们宁愿相信美妙的谣言； • 很多新闻并不以“新闻”为目的，有时是权力的目的，有时是盈利的目的，只要不是以“新闻”为目的，其他的目的就会大大降低这个媒体提供“真实”的动机； • 谣言总是包含着更清晰（而不是简单）的强弱、善恶、对立，提供一种更直接明了的情绪价值，因而传播力更强； • 谣言的编造比事实的搜证更简单，查询比对事实本就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而谣言的炮制则非常简单； • 互联网的媒体特征注定这些”信息“和”新闻“的生产非常强调时间上的效率，而缺乏内部团队和流程的核查与质量控制，本就更容易生产出带有故意或疏忽大意的内容； • 谣言与生活中的谎言、夸大、片面掩盖同根同源，并不是“信息”与“新闻”的专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多么容易使用不真实或片面信息，网络上就会更多；

以上当然没有穷尽谣言产生的原因，但也已经足够让我们意识到，谣言是一个复杂而严峻的问题，谣言的产生机制并非是造谣者获利，得谣者受害。谣言本身有广泛的利得者，谣言传播是一个受众与造谣者的密切互动合作，这里的受众指我们每一个人，总有一些谣言，或未经证实的言论，是我们希望的真实，而疏忽于事实的核查，并积极参与传播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受众也并非”刻意传播谣言“，而仅仅是传播了一个自己乐于相信，但疏于核查其事实的言论，这让我们觉得无法对受众”苛责“，受众有何义务去亲自核查事实呢？受众有这个时间和能力吗？是否大规模的“媒介素养”就重要了呢？我想没有这么轻松的结论。

到这里，我们似乎到达了一个关于互联网谣言的死局。

一、代言人媒体的产生——公信力退居次席

其实这里并非死局，受众并无核查事实的义务和条件，我们只需要约束媒体，只要媒体间互相监督，刻意造谣的媒体因为造谣而信用破产，自然被言论市场淘汰，公信力下降，不也是一种媒体生态的方式吗？

如果媒体间互相监督，加上媒体公信力的强调和约束作用，即便受众本身依靠着他们的立场轻信和传播，似乎我们依然可以拥有一个甄别与筛选出可信媒体的环境。这看上去完整极了不是吗？我们也经常看到”谣言“被揭露，说明媒体间的监督在某些领域也在运行。

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问题出在”媒体公信力的强调和约束“，处在我们把媒体当作媒体看待，还是当作一个别的东西。当作”律师“或者说”代理人“看待。”代理人“为主顾辩护牟利，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夸大、歪曲、掩盖是”代理人“职份内的行为。

如果媒体并非为我们提供信息，而是作为我们的代理人，为我们摇旗呐喊，谋求利益，我们当然对其”公信力“没有期待，甚至为了维护其”公信力“，我们还可以为其辩护和隐晦。如此之下，我们恐怕唯恐代理人造谣造得不够狠。

什么叫做”媒体“作为代理人。这是一个”立场“的问题，当然我并不是要说所谓”新闻中立“的问题，这件事已经讨论透了，任何一个新闻、报道、文章，从其撰写的选题开始，就渗透进入浓浓的创作者旨趣，更不用说有意推动社会进步的调查类报道，往往直指一个问题的批判，或一种困境的解决，这些报道本身当然都有”立场“。

但这不是马上滑坡到”一切媒体都是有立场的，都是代理人“，这里我们可以区分一个深立场与浅立场的区别。浅立场是媒体在一篇报道或内容上的立场，而深立场是指媒体在一切报道上的一贯立场。

浅立场无法避免，但深立场却并非如此，一个媒体可以在一篇报道中痛斥企业的剥削，但在下一篇报道为企业所遭受的过度监管辩护；可以在一篇报道中描述底层人的质朴和困境，而在下一篇中描述其蒙昧和贪婪。

而一个拥有”深立场“的媒体，就是有其捍卫的对象，不管是一种权力，一方势力，一个身份，一个立场，如果有一种稳固的”立场“，是这个媒体要无条件捍卫，或决意不碰触对这个对象的批判的，在实际上，他就成为了这个身份群体的”代理人“。

也就取得了与此种群体相关任何新闻和内容的”谣言豁免“。公信力的考量，面对这个群体便不再是问题。现在考量成为了，是否用力捍卫了这个群体的利益。当每个群体都拥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即每个人群都有其捍卫的身份和对象，也被他们豁免诚实的义务。

我们也有就拥有了一个忽视公信力，而最在意”深立场“的代理人媒体环境。那么上面我们提到的所有问题又再一次回来了，我们将迎来一个谣言满天飞的环境。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互联网谣言的症结，让”公信力“不再受到重视的关键，即媒体角色向”代理人“角色的转变。

二、代言人媒体——被互联网驯化

有没有哪个媒体，让你深感”正义“，他总是帮你发声，关心和主张你的利益，在这个媒体上，你几乎未看到过让你生气或质疑的内容，他从未与你的判断，尤其是道德与正义判断相左。如果有这么一个让你熨帖的地方，那么他就是你的代理人媒体无疑了。

代理人媒体的产生有一个媒体与受众推拉的双向过程，在面对”互联网“媒体，我们可以尤其关注受众方的发力。

我永远难以忘记在2020年的一次关于媒体的风波，其中有一名用户的评论，这个评论激发了很高的响应和赞赏，他说：你这个媒体的地位和金钱都是受众给的，你居然不帮我们说话，不替我们发声，而去替资本和企业发声，这种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媒体，都要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

这句话中，几乎蕴含了媒体堕落为代理人处境的一切秘密。互联网是一个信息的传播空间，同时他也是一间驯兽场，网民受众用攻击与暴力驯服媒体与个人，这是从贴吧暴吧开始就已然存在的行为。

当然这还是显性的驯化，那条真正的驯化，其缰绳鞭子被称为“流量”，成为忠实的代理人，代表着拥有热忱的转发和夸赞。而哪怕一次对受众的得罪，引发的却可能是触及生存根基的退潮。这与传统的报业媒体环境完全不同，在非互联网环境中，媒体获得的市场反馈往往是滞后的，好坏评价来自专业的同行评议。而非直接摊开在最广泛的受众之前，受到直接的挞伐和冲击。

这种基础的技术逻辑决定了媒体的“反馈来源”，这成为驯化媒体与自媒体的人的可能，在这种背景下，面对一个撕裂的社会，不“选边站”的媒体和自媒体是“不理性的”，不仅流量堪忧，还会遭遇必然的攻击与风险。

当“代理人”的位置成为一种理性选择，当然更多的媒体与自媒体会自动走向那个被驯化的位置，这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媒体的“投机盛宴”。

三、虽有立场，事实的兴趣高低依然重要

媒体应该是媒体，而不是代理人，媒体应该有浅立场，但不应该有深立场。这些都是“应然”的道理，而非实然的现实。如果你还遇到仗义直言，敢于对自己的受众说“不”，挑战他们立场和认知的媒体，这是一种幸运。

在这个庞杂的媒体环境中，恐怕这样的媒体已经凤毛麟角。我们可以接受媒体拥有深立场，也接受受众没有甄别事实的义务和能力，但总可以分辨一下，这些代理人们，有的对事实感兴趣，而有的则完全忽略。

在最近的俄乌争端中，我有一个例子，社交媒体上有一位军事研究者，立场完全支持乌克兰，却在转发关于俄罗斯军官死亡信息时明确表示，自己只确认和转发俄罗斯官方的信息，并认为军官的死亡信息俄罗斯官方是最可信，最不可能是谣言的信源。

虽然他后续发布的信息，也许观看者并不会去到俄罗斯国防部官网查证，但这种面对事实的态度，却让这个有事实的立场变得可信。这说明我们即便接受“立场之争”不可避免，依然可以选择被高质量的事实支撑的立场，和被低质量，甚至无事实支撑之立场的区别。

可想象一篇新闻报道，直接陈述发生了什么的，小于标注“据外媒报道”的，小于列出具体哪家外媒的，小于给出该外媒报道链接的。一篇科学结论评价，直接说“据国外论文研究”，小于标注出具体论文发行刊物的，小于描述论文研究方法的，小于综述其他相关论文结论的。

空谈北约东扩，小于给出东扩具体时间表和国别，小于罗列东扩各个国家加入的时间背景，前因后果的简述的。

即便是专家或专业人士的意见，给出论证和证据的，优于直接独断给出结论的。诉诸谨慎推理和证据的，优于辞藻华丽，诉诸“直觉”或“激情”的。喜欢谈具体的事情，在细节处工作的，优于好谈大尺度事件，大格局，大模式的人。

我想这是我们面对这个代理人谣言环境的五十步与一百步，这即便对一种“代理人”的环境也很重要。在今天媒体的声量和运作确实可以引发社会关注，推动进步和各方力量的下场参与。但若你的代理人一直谨慎地使用事实作为他呼吁的根据，也会让其拥有较长的生命。而如果的你的代理人往往诉诸于低质量的事实和激情，最终这种呼吁也只会渐次透支，成为一个狼来了的故事，而你的利益也就无法通过他获得保全。

这便是为何我们即便接受媒体在互联网时代只能妥协为立场之争和代理人，事实的兴趣依然重要的缘由。如果我们对自己负责，便该对一切缺乏细节论证和高质量事实来源的结论一概存疑。总好过轻率引用此种言论信息在朋友圈，导致自己的信用破产。

对于事实的态度除了给予事实外，还包括了对对应事实的谈论的兴趣，这就像在法庭上，代理人面对对方代理人提出的事实和证据，也需要做有理有据的质证和回应，而不是简单回应说你提出这些不过是因为你“屁股歪”。就像现在互联网的状况，都与对应方提出的事实和理据，不从事实角度给予辩驳，而从立场和道德的角度，这可以说是另一种低质量的代理人。

也许无法避免，大多数媒体都慢慢成为代理人，但愿意依据事实和提供事实的代理人，愿意考察和尊重“对方”的事实，依据事实进行辩驳的代理人，依然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四、事实核查远比你想的简单

我想在当下提出谣言的问题意识，在俄乌争端以及之前诸多大型社会争议的背景下，已经呈现出一种迫切性。虽然我在前面指出要求受众承担事实核查的义务是不现实的，但我依然想指出，在互联网时代，进行事实核查并不困难。

今天在某群中大家担忧起新冠的后遗症情况，网上众说纷纭，不乏耸人听闻的信息。之后群友尝试在Google Scholar中将担忧症状的英文与Covid一起搜索，查看更近时间的论文，以引用次数排序，很快就能找到研究综述论文，大多发表与《自然(Nature)》杂志，不必全文阅读，直接拉到最后看到Conclusions结论部分，事实也就明了了。这前后仅使用不到一分钟时间，靠不算复杂的英文阅读能力即可完成。

网上的新闻图片，大多在Google Image中搜索，即可找到原图出处，拍摄时间，图片的事实查证也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资源和能力。

在这些应用中，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那不多的闪光，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这种核查的难度远超普通人，甚至普通机构的能力。而在今天，却成为免费又迅捷的手段，可以轻松被大多数人掌握。可以说，真相与谎言几乎平等地陈列与互联网上，最终的区别仅在意愿。

而脱离这个意愿，我们可能遭遇数重信息的歪曲。我想很多人都看到，“据外国论文研究，新冠后遗症会导致阳痿”。首先原始论文就未必采证高质量证据，要么样本数量很小，要么病例来源有瑕疵，但原始论文好歹诚实公布了他们的研究过程和相关数据；但被扭曲进入一篇报道，研究过程和数据即被隐去，论文中自我的质疑也被忽略，似乎成为一种“严格实证结论”，但好歹描述了病理形成的过程机制；再次扭曲为适合社交媒体传播的一句话，或是在一篇拼盘文章中的一句，便已经只留下寥寥几个字了。与其原始意义已经大相径庭。

简单的从一篇论文到一个流传于社交媒体的成见，里面就经历三重的扭曲。形似“北约东扩坏坏”这样浓缩为六个字的“时局判断”，其中被压缩的信息量和产生的扭曲层数便更加难以计数。

如果我们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则应该成为核查并传播事实的人，这不是什么高难度的技术，且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媒体机遇”，去做一个大规模倾倒事实的人吧。

END 我们没惨到需要当代言人的地步

“贩卖焦虑”是今天的一种时髦批判，那么在今天这篇文章的语境下，我们更可以警惕那些跃跃欲试想要担任“代理人”的媒体们贩卖的那种焦虑，那种最深的危机感和紧迫。

他们总是描述一个危险的世界，被压迫的受害者，如果受害者不团结起来，则压迫与危险则不可能获得拯救。如何团结起来呢？巧了，他还就提供了团结的引子。聚集于他的文章或内容之下，只需通过轻轻转发，就像与魔鬼签订轻巧的协议，受害者的力量便如此集聚了。事情眼看着就要获得转机。

这几乎已经成为自媒体吸金的不二法门。要我说，这是被贩卖的终极焦虑，都是些意识形态级别的焦虑。而其背后就是谎言的诱惑，以魔法打败魔法的诱惑，必要之恶的诱惑向你招手。

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一个几乎已经无法求得真相的环境。但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惨到要找个代理人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