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8日,《人物》杂志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文章暴红,这可能是2020下半年流量和影响力最大的文章之一。
2020年9月8日,《人物》杂志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文章暴红,这可能是2020下半年流量和影响力最大的文章之一。
次日,饿了么率先回应,提供给消费者一个“我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的按钮,美团稍后,为骑手提供8分钟弹性时间。饿了么提出的方案被指转嫁成本于消费者,而美团的方案博得满堂喝彩。
之后几日,各种“困在系统”不绝于耳,自媒体又狠狠的消费了一波流量。
48天过去了,多等待的按钮没有到来,据稍后文章中将会提到的熊焰所言,这8分钟也不过是个戏法,这一点,我在之前看理想专栏的回应文章中,也就已经揭示了这个必然的结果。
外卖骑手依然在街上辛苦地讨着生活,而转发文章的人们依然悠闲地享受外卖,当时的评头论足和义愤已然褪去了。
他们找到了新的语言游戏,称呼自己“打工人”。
当然外卖者的困境并非全无人关注,搜狐旗下的“极昼工作室”采访了外卖大军中一位特殊的人,化名为“熊焰”,是自发的外卖者互助群的群主,现在已经有11个微信群,几千位外卖者在群中。
相互团结互助,尤其帮助外卖工作者维权。他热心地帮助遇到各种麻烦的外卖送餐员,从他们入行到他们离开,尤其是他们与其他人发生冲突时的调解和维权。依靠各种各样的行动,他不仅亲子帮助到了不少送餐员。
也有律所开始与他合作,为骑手提供免费咨询,也开始帮助骑手更好地进行锂电池的购买和租赁,他也并不讳言自己会从锂电池的交易中获得自己的一点收入。
关于熊焰的诸多细节,你都可以在这篇叫做《外卖骑手的江湖 “盟主”》这篇文章中看到。
这件事的代价远超大家的想象,文章中也提到,去年双十一前,熊焰希望组织外卖骑手阶段性罢工抵制美团与饿了么降低骑手单价。仅仅还在组织中,他就被刑拘26天。
看着他做的事情,甚至在网上写这样的文章都显得像是一种阉人行为,且极其伪善。
更不必说在网上转转文章来证明自己短暂的“关怀”,更不必说用这样的机会来卖弄自己的聪明,昨天,有这样一篇谈外卖骑手困境和“思辨设计”的文章,这真是一篇退到最远处卖弄姿态的方式。
骑手,外卖者熊焰,用真实的行动责任和承担,代价,定义着真正的“打工者”。
不知何时,“打工人”一词又成为网络热词。
自嘲是个无伤大雅的举动吗?假设哪天,社会上对人们身高的压力陡增,而身高竞争力不足的人开始自嘲的称呼自己为“残疾人”。他们就这样每天在朋友圈“残疾人”、“残疾人”地称呼自己,如果一个真正身有“残疾”的人听到,会做何感想。
任何可能具有“自嘲”属性的词汇,都带有蔑视的特征,如果没有这么一层蔑视,这样的词汇甚至无法用作“自嘲”。当一个人不是真的残疾,而使用“残疾”自嘲时,每使用一词,对真正残疾人的侮辱都要大于对自己的嘲弄。
同样,“搬砖”一词,正是说明这种工作毫无意义,只是无谓的重复。因此一个并未“搬砖”的人,每次用这样的词语自嘲自己的工作,对于毫无比喻意义,真正在靠搬运砖块来工作的人,都是一种侮辱和伤害。
回到我们今天的词汇主角“打工人”,如果非要抬杠,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较真自己符合“打工人”的某种定义。但这个来自1980改革开放时期的词汇,有明显的离开乡土,去到南方的制造业工厂,当工人的意味。这与今天城市中以脑力劳动为主的人当然完全不同,这些大学毕业的白领们也从不称呼自己“打工”,也不会称呼自己“外来务工”,甚至“白领”对他们都太过普通。
他们可都是掌握专业知识的脑力专家,如果回家被亲戚问到,他们会说“我是做财务的”,“我是做程序员的”,在过去他们有一种更为微妙的自嘲,即“程序员”被家人认为是维修电脑的人,这也是自嘲吧,但其中也有“没见识的人不知道我有多厉害”的微妙情绪。
因此,在我们实际面对这些确凿的“打工者”的时候,尤其当“打工”的代价呈现为熊焰所代表的一种命运和代价,我们还积极的用购买行为参与到他们的命运中,成为美团与饿了么财务报表的组成。我们还如何心安理得地称呼自己为“打工人”?
改个说法有什么要紧,难道是我们停止用“打工人”自嘲,真正打工者的处境就可以有任何改变吗?
如果仅仅消灭这个词汇的自嘲,确实意义不大。想想我们是如何从“搬砖”、“社畜”这些词汇一路走来的,不用“打工人”,还可以发明出其他的词汇。所以今天应该是与一种自恋模式的彻底道别。
青年人真的爱换着词汇自我审视,顾影自怜,这是一种可悲的自恋,是为自己平庸生活徒然的“加戏”。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如此反思了,“内卷”、“加速”等词汇,都是我们使用修辞完成自恋,证明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命运特殊的手段。连我们平庸的失败,都要摆出个特别的姿势。
社交人格和其以视觉图像为主的呈现形式是一种自恋的基础吗? 人格测试构成的叙事是一种自恋法吗? 消费主义在构成一种自恋法吗? 品味的区分和阶层在构成一种自恋法吗? 宗教的世俗化和虔诚在构成一种自恋法吗? 个人主义的成功标准在构成一种自恋法吗? 证明自己所在族群先天的道德优先性是一种自恋法吗? 把一切问题变成一种“真理探求”的智力游戏是一种自恋法吗? 浪漫主义是一种自恋法吗?
自恋是一件极其有用的武器,大多数诈骗的核心是让受骗者认为自己聪明,商业广告让你相信借助商品的加持你将魅力无边,特朗普促使美国人相信他们天生优秀并将继续保持这种优势,我们相信我们有更悠久的优秀并将重返这种优势,我们用恭维和额外的关注在恋爱中开道,青年大院促使你相信你在用一次次点击“在看”实践着公民责任,改变社会。
自恋可以和所有东西有关,但除了那一点点欣快感,却和自恋主体的好生活没有关系,我甚至要说背道而驰。但偏偏现代都市由自恋作为主要的原料构成。
因此对“打工人”的反对,不是这一个词汇的反对中,我们就可以立竿见影的得到什么,而是我们需要尽快对这些自恋法厌倦。
在那之后,自然、生活本身、问题,真正的感触才会产生出来。
说回对那些真正的“打工者”,我们几乎每日驱策的外卖送餐员,还能做什么呢?去除所有自恋,我们能做的是如此之少。
要么付出便利性的代价,减少使用外卖,直到平台给予骑手足够的尊重和收入。
要么在每一次选择使用外卖时,向送餐员支付10元的道德费用。当然量力而行在这里是可以的,你可以按照你的收入状况给自己设立一个道德义务,即你每次点外卖,都需要一些额外的代价。
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一种自恋法呢?依靠支付这个费用来完成一种自我审视,如果这样的行为就是仪式性的持续了一两次,那么这同样是一种低成本的自恋。但如果这真的变成了一种道德义务,你无条件的向送餐员支付额外费用,不论你的财务状况或送餐员的表现,即便你们刚刚起过争执,这种代价承担的自我承诺就不再是一种自恋。
因为支付10元时的那一点点欣快感将随着重复而快速退却,从而变成一种负担。到这个时候,生活的真实性便开始慢慢向你呈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