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附近”到城市，负责的人与赤子之心

从上篇文章到现在，上海的防疫政策非但没有变得透明和稳定，反而进入到了一个几乎一天一变的地步。划江而治的四天隔离开始进入到遥遥无期的延续中，检测周期反复变动，直到检测结果即便显示阴性，也无法心安的地步了。

还有很多糟心事儿，糟心视频，糟心截图，一切像自由落体一样分崩离析。这些相信大家也都看过一二。不过我们到这里谈到的，都还是政策与市民，文件的下发，对口APP，被警戒线切割的城市，令人心惊胆战的社区电话。

在每天24小时的生活中，这些仅仅占据很少的时间，尤其在疫情中，“小区”变得迫近而重要，生活在不同的小区，就是截然不同的“生活形式”。这其中有很多宏观的要素，例如市中心的小区因为街道比较殷实，发放的菜品比较及时充分。但也有人的要素，这让我们得以从一个大家都关心的话题，即“附近”开始今天的讨论。

疫情与城市的停摆，让人郁于附近。在这个不得不与附近摩擦碰撞的时刻，我们来谈谈他的温情和残酷，也谈这个附近如何扩展成为巨大的城市。

一、一个重要的转变

在动念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正是上海某小区驱赶群租房的阿姨，以及这件事发上网后对爆料者的网暴。幼稚、残忍而一地鸡毛。因此这篇文章的动因其实是批判这种“附近性”之期待的虚妄。尤其是建基于“微信群”这个媒介上的，极容易出现网络暴力，因而衍生为社区本身的暴力。我本想戳破”附近“的泡沫。

但到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我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不是我想法变了，而是这几天真的发生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包括小区内的绑定互助公约，进而发展成为一份告知上海市民的公约，包括很多邻里互助的实际案例，都明显展示出这个“附近性”的另一面。

不过我们首先可以从这个“附近的暴力”开始，直到现在，我依然不会浪漫化地想象“附近性”，从我自己做的小调查来看，在上海的小区微信群中，产生对于阳性、密接等人群谴责、埋怨的数量，依然高达41%。

这不是一个小数字，我记得武汉封城时，就有医院医护人员无法回到小区的骇人状况，当时这股抵制的力量就来自于那个小区的业主群，同样的情况一再发生，这是“残酷的附近性”。

这种残酷不是互联网或微信的专利，也不是我们这个文化的特有现象。在二战德国犹太人控制区内，就爆发了这种显著的现象，犹太人即便在集中营中，甚至还会彼此埋怨对方不遵守德国人的规定，以给自己带来麻烦。

我想说，“附近性”不是一个魔法，不一定是温情陌陌的，有时甚至非常危险，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在面对外部压力的时候，“附近”会很容易将压力内化，转化为对内部特定人的压力。如果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面对外部高压时，可以设想，如果最初武汉的小区没有业主群，上海那个“驱赶”阿姨的小区没有微信群，这些事情基本不可能发生。

微信群是一个“发言轻松”且“责任几乎没有”的环境，这种环境天然容易产生“转嫁”和“抱怨”，这种抱怨很快就会进展到暴力的地步。

与这种“外部高压”的环境类似，还有内部竞争压力的环境，如同很多企业群组和学校的群组，这些群都基于实在的“附近性”，但很难变得温情陌陌，我们关于“内卷”的例证，很多都来自这样的群组。

“附近性”是我们实际的归宿，是真正的身体置入其中的碰撞，因而没有浪漫化的空间。我们不该对其中的人抱有过高的期待，我们附近首先是软弱的人，自保的人，在面临压力时他们倾向于变得更加紧缩，产生应激反应。这种应激反应像传染病一样在附近蔓延，就很容易变成一种一致的暴力。

这基本是我最初想写的东西，我对附近性不抱希望，尤其在面临压力之时。但我确实错了。

二、附近：我们最后的依赖

其实我们感兴趣“附近”的复兴，是因为之前我们太远了，在小区中大家老死不相往来，有网络，有微信，有跨地域的人际关系，我们确实不用强迫自己和邻居交往。

在过去，“附近性”还是个笼罩着人文光环的概念。但在这个期间的上海，却变得非常实际，我从一个丝毫不浪漫的例子谈起，社区团购。

从社区团购说起，因为如果“附近性”是个有意义的概念，他就越发不应是一个”心灵的栖居地“，而是”身体的栖居地“。我们在网络上的空虚，被感受为”心灵的空虚“，附近似乎要成为另一个”心灵的栖居地“，这个附近性好像越来越是一个”美学概念“，但”附近“与”遥远“的差异，更是一个”心灵“与”身体“的差异。

所以讲到这次”附近“的例子，我觉得社区团购是最好的切入点。社区的附近性在平时被电商和外卖送餐服务替代。电商与外卖提供的端到端的服务，让一个人的”家门“直接对接天下，而不是融入他自己的社区，这是附近瓦解的根源，心灵到底栖居在身体上。

在停摆的上海，当电商与外卖几乎完全停摆之时，人们不得不开始用别的方式组织起来。

我给大家举一个实例，上海某乳品企业开通团购订单配送鲜奶，配送的最低价格是3000元。这当然远远超过个人消费奶品的上限，如果你现在看到这个信息，家里又需要鲜奶，你会怎么做呢？你会主动”开团“吗？这并不容易，这样你就要为这件事负责，其他人会把钱交给你，并期待你可以从中联系取得鲜奶，且现在的上海，物流面临巨大的未知数，如果到约定时间，商品未到达或无法到达，你如何面对大家的质问，退款的需要？

这会不会有点超过了大多数人可以承担的责任范围，确实如此。但有人承担起这样的职责，当然他们是小商人，他们承担这样的职责为了盈利，在小区旁边开小卖部，家却住在小区里的小店主们，小区附近水果摊的摊主们？只要他们曾经运营过一个社区的微信群，或者自己身在社区的微信群中，都担任起了这个开团的角色。在我的调查中，在疫情期间，超过60%的微信群都开展了蔬果团购等功能，是仅次于核酸检测通知的第一大功能。

这个例子当然平平无奇，却说明了附近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一个负责的人。这个负责的人将附近组织起来。随着封禁时间的延长，越来越多小区的普通居民开始不得不成为“团长”的角色，帮助自己所在小区获得物资，在很多微信群中，都逐渐有人站出来做这件事。

附近性当然不是指一种景观化的，看到老人小孩天伦之乐，或是邻里之间点头问候。有的是比邻里天伦之乐好看的景观，不管是驱车去往一家网红店，还是网上的综艺视频游戏，那些让我们的眼光从附近移向远方和屏幕的东西，有其本身的强度。

附近性当然依托于人与人的关系，但不是浪漫化的关系，不如说，附近性就是“附近的人的功能与合作（这里的合作很广义，你点一单外卖，就是和外卖与商家的一次合作）”，互联网让我们不必与附近的人合作，而疫情管控切断了基于网络的“非附近”合作。附近的功能得以凸显，在这样的功能之上，邻里得以真正连接，而附近性就在这个实际功能上呈现。

所以我们现在发现我们要的”附近性“依托于什么了，功能与负责的人。

三、更多的责任

商业责任是最容易想象的，但却与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无关，我们被一家公司或组织雇佣，并不承担在”附近“的责任。所以我们可以开始拓宽探讨了。

我们回到最初被”驱赶“的阿姨，和远在武汉疫情期间被制止回到小区的医护人员，提出”驱赶“意见的人并不用负责，也许你会觉得，他们是在为同小区的人的健康”负责“，他们才会提出这样的意见。但我一直认为，要求他人获得惩罚，从来不应该算作一种负责的行为。因为自己不是惩罚者，而总是要求其他人或组织去施加惩罚。

而迁怒与惩罚，本就是不合作，将问题完全推给”他人“，不管是阿姨，还是医护。惩罚本身不是负责，而是逼迫他人为自己负责。我想这并不是难以理解的逻辑。

很明显，在之前上海小区”驱赶“阿姨的例子中，站出来反对和将此事爆料的人，是真正负责的人，她负责起阿姨生活的福祉。这非常重要，在各个小区群中突然要谴责某人，要迁怒某一群人，乃至举报，乃至要求物业或居委会惩罚某人时，站出来反对的人，是负责的人。

这很不容易，不知有多少人在微信群中当过”逆行者“角色，面对群情激愤，即不可以同样暴怒回应，那样不会让问题得到解决，还得舌战群儒，提出与大家的焦虑和恐惧相对的意见。

但说起来，这又不那么难，这至少是一件在家里捧着手机，靠”说话“就可以完成的事儿，再群情激愤，也很难真的导致现实生活中的冲突和困难。抵抗”附近“因为暴力的瓦解，是当下一种非常重要的责任。

在本次的上海，这样的责任也进一步变成了居民公约，从某一个单一的小区，变成全城的倡议，即不要”抵抗邻居“，倡议抗原自测，轻症和无症状居家隔离。谁首先撰写了这样的公约？他是如何在他所在的微信群中获得共识的？在他们的微信群中，难道没有一个人认为阳性和密接患者是累赘，因而希望将他们从小区中清除吗？他们是如何达成一致的呢？这是个令人动容的过程。

也是在这里，”附近“上升为”城市“，”附近的原则“成为”城市的共识“。我不怀疑一些宏观东西的意义，不仅附近是实在的，宏观的城市也是实在的。上海在这里形成了他的本色，这座城市有点儿不同的东西。

四、”幼稚“的责任举动

当然，上面那种倡议，是没有用的，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形势比人强，倡议面对政策是无力的，很多人提前想到了这点，当然会在心里对这件事早早否定。

从一种”成熟“的心态来看，绝大多数事情都不必做，做了也不会有用，忍一忍总能过去，咬咬牙海阔天空。在老庄道家哲学浸染的”智慧心灵“中，做事本身就透露着一股危险且徒劳的疑惑。这是两千年来为我们打造的”心灵温床“。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当前的环境中，敢于负点儿责的人真的挺幼稚的。就像这次在上海，很多小区设置了邻里物资的互助互换，这何其幼稚？在封禁中，物资逐渐走向紧缺，当然是需要物资的人多，拿出物资的人少，这种互助互换怎么可能可以持续下去呢？这是一种”附近“的幼稚。

但这个过程中，不会有人真的得到一点帮助吗？物资互换不是思想新潮的年轻人才能够想到的方法，实际上随着封禁逐渐延长，大家物资的缺乏，在很多小区内，都有人自发的组织起来，完成邻里的物资互助。

再说回倡议中的抗原自测与居家隔离，这太幼稚了不是吗？怎么能够相信他人的自律呢？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就提到了，一个具有潜伏期与高传染性的疾病，这个规则设置简直就像是一种人性考验。在我们当前这种”成熟而智慧“的环境中，最不能相信的就是”他人的人性“。而提出上述倡议的上海人，是一种”城市“的幼稚。

所以那些幼稚的人，总是提出不切实际，但代价较小的方案。而成熟又智慧的，总是在看透人性丑恶后，现实又残酷地杀伐果断。不外中外先哲都如此强调”赤子之心“与”孩童“的状态，这一直从先秦说到尼采。

其实这么说起来，上海是个挺幼稚的城市，因为他还有点相信人性，相信自律自制，相信契约，相信可以以较低的代价，用合作来解决问题。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他有些”无意义的温情陌陌“。

就是这一点，导致我写作这篇文章时态度的转变，多少人对互联网、城市生活已经完全绝望。”附近“就是我们发明来安放这个绝望的乌托邦，但越是这样想，我们离附近就越加遥远。最重要的技能，永远是希望与可能性，不是嘴上说说，是言行一致的希望与可能。

五、言行一致：为疼痛负责

防控措施本身是严苛的，不管是父母与幼儿的分离隔离，还是阳性后宠物的处理。这都是切肤之痛，超越”幼稚“与”成熟“的藩篱。再成熟的人，面对这种疼痛，也难以轻松。真要做到，恐怕得成为庄周笔下在自然造化中扭曲之人。

我在好几个宠物互助的群中，全天24小时，群里消息没有停过，各种新的情况，大家一起打12345求助，寻找资源，转发，寻找商业机构，寻找同小区人寄养的可能。人们抱团，挣扎，血肉相碰，彼此拖着身体承担。这同样是责任，这样的责任我们在武汉疫情时，全国发起盛大的物资配对活动中已经经历过。

疼痛是身体的，是属于”附近“的东西。面对疼痛，尤其是他人的疼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为其负责。大多人可以惋惜，可以愤怒，将其美学化，因而不认为其可以避免，甚至很多人面对自己的痛苦，都可以将其美学化而轻言放弃。”幼稚“孕育出希望，希望带来责任，而责任让人对他人的疼痛负责，让我们保住自己的身体。当然更拒绝成为他人疼痛的来源，拒绝为残忍辩护。

这几日，如果你在一个上海人的群中，面临的就是铺天盖地的坏消息与求助信息，他们从数不清的”附近“，汇集成为城市的痛苦。任何人都会在心里闪过”痛苦不可避免“，已经无法挽救，因而只能遗憾的念头，还有点悲剧美感。就像我们绝大多数人看到坏消息一样。真正为其奔走，转发，询问，并关注后续的消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在上海，更多人还在尽力减轻他人的痛苦，即便其给自己带来麻烦。在我朋友的一个遭遇中，他们所在洋房一户人出现疑似阳性。老洋房里面居住拥挤复杂，甚至多家要共用洗手间。在这个主要一老年人构成的环境中，在各种“自发公约”未传播到达的地方。居民也共同协调，安慰疑似阳性患者，帮助与他同住的一人先在楼梯间落脚住下。他们大可选择对疾控施压，让他们尽快将疑似阳性者隔离，甚至谴责他，逼他离开。

丧志永远是充满诱惑的选项，不认输需要吞下苦楚。何况这不是自己的痛苦，是附近他人的痛苦与城市的痛苦。有什么不能放弃的呢？人们为什么还要负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上面三种责任的叠加。

既是如同在”社区团购“中一样，相信”理性自利“在其中的价值，坚持对接资源解决问题，不放弃，是因为商业，因为契约，因为利益的绑定，这是开始。商业教会人们，利益总是共通的，我们与他人并不零和博弈。

也是如同在小区微信群中呼吁一样，相信无人因为厄运而有罪，相信宽容和为他人承担，在这里是一种更高责任心的升起。他开始于一个人对身边环境的塑造，那些”多事儿“的人，他们在微信群中逆行，在大家决定残忍自保，接受代价时，他们勾勒更高视野的可能性。

然后”附近“形成”城市“，从这些具体的实践中，他们找到共识的原则，共识的原则则变成信念，变成一个坚固又再难放弃的事情。

当然我也不想粉饰，在上海，这样的人依然不会是大多数。随着时间的增加，小区中的埋怨、举报、恐吓、争端也在变多，恐惧在快速蔓延，人们因此做惊弓之鸟。我不想假装这些不存在。

不过我也有一个好消息，不管在”附近“还是在”城市“中，少数负责的人，也就足够形成气象。

END

我想在上海被千夫所指时，逆行着为他说几句好话。我刚来到这里不到三年，说不上对他有血浓于水的情感。

但我确实看到也理解在这种高压下，什么是一座城市的底蕴和积累，以及这个底蕴和积累是如何而来的。

就是这座城市的”幼稚“和”负责“，上海有很多幼稚又负责的人，他们做了很多徒劳的事，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因为他们在商业的环境中历练，而商业让人对合作、妥协、安全这些事有点孩子气式的乐观。因而他们不愿意轻易对”代价“低头，不愿意自认陷入绝境，他们觉得好东西总有可能。也许你认为他们愚蠢而轻佻，但这也正是他的活力与创造的来源。我说的不是金钱与一些肤浅的创造，我说的是”文明“的创造。上海是一座还未向残酷低头的城市。

诚实而承担，勇敢而有望的人们，不要丢掉那最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