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暮的艺术避难所，与少年气的艺术品性

今天其实想讲一讲的是一个有点滥的词汇“少年感”。

还记得第一次看《局部》，已经是2015年的事情，第一集《千里江山图》，陈丹青老师未有任何书画技艺的精深分析和理论的构架，只是对王希梦的年轻气盛静静讲述着。我还记得那期的结尾，他说：

在《千里江山图》中，我分明看见一位美少年，他不可能老，他必须十八岁。再小几岁，再老几岁，不会有《千里江山图》。王希孟好像知道，过几年，他就死了。

这几句话令人动容且震撼，也一下子抓住了一种时代精神，我们在一个催熟的时代。每次想到催熟，我总是想到尼采对叔本华的一句表述。

当我们如此反对基督教的解释，并蔑视其“意义”而认为是虚伪的时候，我们便立即会面临到叔本华所提出的问题：活着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需要好几个世纪才能获得完全的了解，而叔本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如果我可被原谅如此说的话——一个早熟而幼稚的答案，只是妥协罢了。

早熟而幼稚的，是我们现在可以去感受的问题。

一、催熟时代的两个生活

这是个快速催熟的时代，不必论述太多，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容易年纪轻轻而对世界没有疑惑，全然了解真相。

世界是物质还是精神的，物质。人的意识来自于哪里？神经系统。人与人之间的秩序由什么决定，资源和竞争。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生活由他自己还是他人决定，他人。人能够影响和改变他人吗？不能。这都是好终极的问题，但大家都懂。

在采访陈丹青老师的前一天，恰逢木心美术馆五周年的节日，从一个读者交流会开始，很多木心读者从全国各地汇聚乌镇，这当然是令所有人开心的一天。但在交流会上，听到最多的词汇依然是“避难所”与“乌托邦”。

那当然是快乐的一天，不过我也得说，那是十分苦涩的一天，很多人哭了，那一半是喜极而泣，一半是生活的苦涩终于获得了一个出口。或多或少的，那是一场群体心理的互助。

诸位也许会想，这有什么不好？生活中有这么一方净土，能够在其中休憩一下，这不是令人羡慕的事吗？为什么我残忍地连这样的一块净土也要打扰？

是啊，如果这真是一种可期的平衡生活，在现实中谋生，在文学艺术中休憩，是否也不失为一种现代生活的策略。而且，这岂不是一种理想与现实两全的策略。在这里，我们再次回到《一日谈》这个节目一直以来在“理想”与“现实”间的张力。

至少我们发现了是什么把我们的精神催熟的，“现实不再有别的可能”，“艺术品味可以让我安放自我”。若对这两个结论没有疑惑，我想一个人就早早成熟了吧。

但麻烦之处在于，这样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并不如它看上去那样合理，卡伦•霍尼在《我们内心的冲突》中明确指出了一种矛盾的现代生活本身的危险，这本书的第六章被称为“理想化意象”，个体在自己内部构造出一些浪漫的“潜力”，并将其当作现实。在霍尼的分析中，这个意象在给予个体巨大安慰时，也不可避免的引起痛苦。因为这种潜力越被当作现实，也就是安放在艺术和品味中的自我越被当作现实，就会让真正的现实越来越变得难以下咽。

因为一个人最终会明白，不管在现实和艺术的幻象中，没有哪一种尝试是可以令人满意的，这都是注定失败的尝试。

过一种充满矛盾的生活，从来都是现代神经症的一种主要来源。

二、从叔本华到尼采，超越叔本华的

在这里提到叔本华真是太合适了。叔本华是这种矛盾生活表述的集大成者，不管是对现实生活的悲观和虚无，再加上对艺术本身某种形而上学的信仰，可以说他的悲观主义哲学是现代人这种艺术精神生活的源发点。

而叔本华对艺术的认识，确实构成了我们今天对艺术“神话”的基础，在叔本华的哲学构建中，“意志”成为一种无法洞察的“物自体”，而我们的经验、智性，仅仅是浮于表象的肤浅之物，无法真正认识“意志”，导致一切表象的满足和追求，都不过是一种假象。

但艺术是特殊的，叔本华认为艺术发生于意志的缺席之处，因为审美是一种“无目的性”的活动，这也许正暗合了今日人将艺术当作对“生活目的”的逃避之意。正是这种对于“目的”的避免，导致艺术可以以最低的歪曲而通达一种“充分的客观性”。

叔本华不仅认为艺术创造具有这样伟大的特征，这也是艺术鉴赏的必须，鉴赏艺术，每个人也得以摆脱凡俗事务的纠缠，逼近充分客观地审视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

这真是编造了一套太美妙的故事，今日之人，未必有叔本华那种对“物自体”不可知的哲学旨趣，但因为这种现代生活，我们很容易在现实经验必然是一种肤浅表象上与叔本华“殊途同归”。在我们自身无所停驻之时，将自己放置在叔本华式的“艺术品味乌托邦”中，将其对真实生活的逃避与叔本华的“无目的性”应和。

更重要的，是相信艺术文学品味在作品的经验表象之下，在艺术的内部，隐藏着一种逼近真实的理念。我们通过鉴赏过程，就得以把握，或者说与这种理念连接，并将自己安放在这样一种接近真实本质之处。

即使你没有读过《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对“现实世界必然痛苦”的信念，和“艺术之美更接近真实本质”的信念，也足够将你催熟了。你可以用资本主义批判相信前者，也可以用佛学接近前者；你也可以用浪漫主义相信后者，或者在布尔迪厄式的文化资本区分中相信后者。这些过程殊途同归的达到一种叔本华式的生活图景。

在这样一种生活图景中，我们似乎在悲剧性的现实和本质性的艺术中达成了生活的平衡，虽然这是一种暮气沉沉的老年气质，但至少乐得智慧。我们也许唯一羡慕的，是丁真式的，未被现代文明染指的淳朴少年感。但这肯定不是我们可以追求的一种少年感，催熟是一个不可倒退的过程。

这就成为第二个我们值得引述叔本华的缘由。在很多人看来，编织这个艺术乌托邦的木心，却完全不生活在这个催熟的图景中，他与这个是完全相反的。而木心最钟爱的尼采，是年轻时崇拜叔本华，而逐渐意识到叔本华的局限，认为其“早熟而幼稚”，进而超越叔本华的哲人，这里面兴许有我们需要的那种少年感。

克服叔本华式的世界图景，也就是克服我们一直以来的“理想”和“现实”二元，这成为我们的课题。

三、叔本华式审美游戏

所以我们如何克服叔本华呢？依靠一套哲学思辨么？这当然不会是全无帮助的，叔本华对于康德的理解和接受本就有很大的问题。

但在这里我还不想太进入技术性的理论分析，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对比一种“少年感”和“早熟而幼稚”的艺术乌托邦，分别建基在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之上。

世界上当然并不存在完美的生活，人当然有的是困难需要面对。论语中也有著名的“子畏于匡”的情节，古希腊人用狄俄倪索斯节庆宣泄困苦。叔本华也好谈各式各样的痛苦，也许他还最好谈“孤独”，他总认为孤独的人是不凡的。孔子不太欣赏这种孤独，他反而说：“德不孤，必有邻。”

今天我们不先不关注生活的困苦从何而来，这已经说得很多了，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如何面对困苦中的情绪。例如你面对孤独，这是一种原子化高流动的城市生活的必然经验。你可以觉得这种孤独是坏的，是因为你不够合群，不够对他人有吸引力；你也可以觉得这种孤独是中性的，是一种暂时的，需要克服的状态；你也可以觉得孤独很好，不孤独的人都有点出淤泥而不染的意味，有追求的人总是和周遭世界格格不入。

伤心呢？你也可以觉得伤心不好，人不够坚韧耐性，所以才容易悲伤；你也可以觉得伤心是中性的，解决问题了，人就不伤心了；你也可以觉得伤心很好，没有理想的人才不伤心。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美学化是个能力很强的技术，试问人类是否还有什么禁忌的领域，没有被美学化，形成一种可以审视迷恋的东西，我想并没有。我们也经常察觉其他人或群体一种奇怪的美学化倾向。

饭圈粉丝文化喜欢将绝境美学化，总是喜欢塑造一种自家偶像要与天下对抗，只有粉丝们还孤注一掷地支持着他的处境。你也总认识几个怀才不遇，孤芳自赏的人，为了让自己显得遗世独立，世界得被理解的很坏。虚无主义者也总爱宇宙美学，总想拿些巨大尺度的东西来反衬人类的渺小。

这种强烈的冲动就是“浪漫主义”，着眼于将困苦中的不利处境和强烈负面情绪合理化，升华为一种美学经验。我有点喜欢管这个叫“照镜子美学”，就是你的审美对象，不管是绘画、电影、小说、叙事，都在看自己的悲惨境遇的美学化。

高中生爱看《狗十三》，美国保守主义者爱看伊斯特伍德，虎扑网友热捧《小丑》，专门描写女性困境的作品也相当不少。恍惚间你有点不知道是美学在先，还是自己的情绪在先。这些作品是先关注作品的美学，还是先关注受众的情绪。如果这些是先关注受众的情绪，和微信公众号的爆火文章似乎也没有太大不同，不是那么直接，创作手法更娴熟罢了。

木心的读者也是如此，尤其是只言片语地理解着木心之“金句”的人，木心被当作与他们心意想通的知己，和他们一样，分散在这个世界上遗世独立地活着。

这个模式同样被我们用于塑造和理解艺术家，艺术家的疯狂和背德，也被美学化为他们呈现出伟大艺术的必要代价。梵高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他在世的困境，他的疯狂创作，他的自由，他的自尽，都成为拼装成这个悲剧美学的要素。然后我们开始在自己的身上想象和发现梵高。

这一切的冲动，来自于我们对生活本身的否定，叔本华和他的前人们，从这种否定中发明出一种莫大的美学价值。这就是尼采最后的发现，尼采本以为叔本华和瓦格纳身上拥有超出了腐朽基督教道德的东西，到头来却发现那只是换了另一副面孔而已。

悲观，因悲观生出负面的情感，肯定这样的负面情感，将其美学化，这是一种叔本华式的审美游戏。克服叔本华的世界图景，当然拥有各种不同层面，不过从克服叔本华式的审美游戏开始，也许是个不错的视角。

四、艺术的狂热和狂赞

叔本华的审美游戏不是沉静的，而是对艺术的巨大夸赞，这种夸赞我们很熟悉了。从偶像到乐夏，到电影，热爱者评价他们喜爱作品的口吻和用语，总是花样百出而终极的。

早熟的，对生活之悲观，和悲剧之美的存在过于自信而无疑惑的，因而走上一种矛盾的生活形式，自信地审判着生活，并沉溺在这种叔本华式的审美游戏中。就是这样一种幼稚的观念，导向霍尼指出的一种矛盾生活，并将自己困在其中。

审美是狂热的，因为如果审美经验没有产生一种明显而强烈的感受，如何证明美学抵达了某种本质呢？但如何证明这种感受，需要靠特异的行为与膨胀的语词，反复观看、哭泣、付出极高的代价、不愿分享。

陈丹青老师说这是年轻时的过度反应，我却有点觉得他们远不够年轻，这是早熟人的一种游戏。在生活中有多么谨慎和固步自封，在审美时就有多么狂热和投入，这就像一种彼此补偿的关系。

这样的一种狂热今天处处都有，也不仅仅关乎于艺术作品，或者说一切都美学化了，道德也是，我们总是说“最美XX”。狂热地颂赞，也狂热地批判。但狂热与一切都无所谓的言辞和态度当然可以共存于一个人的身上。面对他自己的现实处境，一切皆空毫无所谓。而在他的精神乌托邦中，容纳着一种挑剔苛刻的情绪。

在这里我们需要分清因果，不是因为先有叔本华的表述，人们从而选择了矛盾的生活，而是先有矛盾的生活，人们才选择了叔本华的表述。这个矛盾又是从何而来呢？这与我们上一篇梁鸿老师的谈后感产生了联系。即，做一切理性的决定，毁掉整个生活。

自来水、外卖、金融投资、满减折扣、劳累时需要快乐休闲、完成KPI就获得更多金钱、有罪的人要惩罚、伤害我的我报复就正当。这一切算计在一时一地的情况下都最合理而理性，但组合起来根本就是对生活的彻底否定。不必进展到20世纪，到康德以后，启蒙运动之理性本身的问题就已经足够凸显，法国大革命中已然出现理性崇拜（Culte de la Raison），不消几月，理性崇拜就催生出罗伯斯庇尔的至上崇拜（Culte de l'Être suprême），理性只是达到目标的手段，美德与美才是非凡的目的。这个理性与美的二元生活图景，就呈现出来了。

这多像我们的生活，理性只是达到生活目的的手段，审美艺术才是生活非凡的目的。也如同法国大革命，这种审美意识转化为不可遏制的敌对激情和毁灭的欲望。早熟的人们喜欢互相攻伐。

因而我们有点感觉，催熟我们的是理性和知识，但被启蒙理性催熟的人，却理智地意识到生活的不可能和无意义，一切皆流。因而他不可遏制地产生出一种反理性的，或者说弥补理性缺憾的狂热，因而他们找上一种非理性的热忱，艺术的也行，德性的也行。你感觉艺术和德性是大词儿吗？但你回想网上的暴力，哪次他们嘴里不是在以美或者德性为名进行批判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继续说回少年感了。

五、更理性的少年

催熟是一条单行道，已然被催熟的人，无法忘记脑海中压迫着他的理性与知识，就像是我们最开始问出的问题。

世界是物质还是精神的？人的意识来自于哪里？人与人之间的秩序由什么决定？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生活由他自己还是他人决定？人能够影响和改变他人吗？

因为这些问题大局已定，我们注定没有王希孟十八岁时的自信和心胸。而我们幼稚的反理性狂热除了发明一些语言游戏，也并未给予我们真正的滋养。

但新的出路也是简单的。陈丹青老师在《局部》特集《线条的盛宴》中，借北朝墓室壁画题材，向我们发问：只有匠人时代，才有伟大艺术。进入自由艺术家时代，是艺术的退步。这不是一个用激情去证明的问题，而是用更大的理性。

更理性来源于视野开阔，知道更多可能，陈老师的《局部》其实并不聚焦那些被我们谈得过多的作品与艺术家，而总是带我们发现新的可能。在这里，自由艺术家的叙事可以被打破，激情与疯狂不是唯一的结果。艺术可以是匠人的，是功能性的，是精密考量的。或者其也不在于自我的表述，在一定的视角下，在于对于范式的突破。

当然这不仅仅关乎于艺术，其他领域都是如此，理性+教育一定等于丛林社会和高考争夺的必然吗？理性+城市一定等于人类发展的必然形式吗？理性+知识一定等于对一切的否定和怀疑吗？

王希孟不知道批判性思维，不知道演化论，社会生物学，不知道量子力学，物理决定论，他也许也不考虑人是必然自私的，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理解。他不去想爱别人先要爱自己，人要接纳自己，才能继续生活下去云云。

上面这些话是在说什么啊？是在说，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因为自己的问题无法解决，才有所谓接纳自己。因为竞争的残酷无法解决，才有所谓社会生物学。因为人与人的误解无法解决，才有所谓保持独立自我。因为物理世界对我们的决定无法解决，才有所谓AI霸权的恐惧。

王希孟自始不觉得有无法解决的问题，或他没有把生活看作是一堆无法解决的困境的克服，这是一种叔本华式的幼稚，也是一个诅咒，因为你一旦知道了，就无法轻松忘却。你必须知道更多，你必须理智地知道不必如此，问题不是无法解决的。

木心其实最爱这种游戏，生活不必如此。他说“我追索人心的深度，却看到了人心的浅薄。”，他说”你要像寻找仇人一样寻找朋友。“，他说”骑虎难下虎也怨“。他说”二律背反之处，就是我工作的地方。“木心总是想告诉你，你用理性证明的那个位置，是假的，生活当然有别的可能。

这是康德的正确解法，康德早意识到理性不会有唯一结果，”二律背反“意味着理性演绎总会得出不同答案，甚至不仅是背反，而是千变万化。被催熟的理性早早接受理性是一种决定论的困局，那只是一种低级的理性，懒惰的理性，是叔本华理解的，早早下结论的康德。

而更理性的，则在理性中发现更多的可能性，生活不必如此。这不是什么”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而是生活本有多种可能，生活真相就是人是有可能的，良好的生活可能确凿实现，这不需要什么英雄主义，没有那么高大悲壮，也就没有那么暮气沉沉。

六、少年感到少年气

因此不是少年感，少年感是一种观察的，是一种资本主义景观，就像是”科技感“、”禁欲感“，是徒有其表。少年感也是这样一种徒有其表，是商业对偶像包装的方式。

我们需要的不是景观，而是品性。克服幼稚早熟，从生活必然悲观中走出来，在丰富可能性滋养下的品性，与王希孟的殊途同归。

可以不必画地为牢，大开大合地处事生活，用陈丹青老师评价王希孟之语，不必完全自知也可自处，靠一股子雄心意气。不是那种悲观后破釜沉舟的意气，就是一股子生机和英姿勃发的言行，不讽刺，不老练，一点不犬儒，不必真理在握。

洋洋洒洒蔚然大方的，是我们在抛弃叔本华后，可以期待的少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