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中学高三学生一段名为“普通人”的演讲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这段饱含怨恨不甘,在夸张情绪与过份渲染的弦乐推进下展开的激动演讲,着实令人不适。但一看就明白,演讲与这位张姓的孩子已经无多大关系,在这段斗争檄文一般的演讲中,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个性模糊而充满模式化的表达,配合着音乐内容,更像是一位姓“衡”甚至更大集体人格的发声,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集体创作。
衡水中学高三学生一段名为“普通人”的演讲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这段饱含怨恨不甘,在夸张情绪与过份渲染的弦乐推进下展开的激动演讲,着实令人不适。但一看就明白,演讲与这位张姓的孩子已经无多大关系,在这段斗争檄文一般的演讲中,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个性模糊而充满模式化的表达,配合着音乐内容,更像是一位姓“衡”甚至更大集体人格的发声,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集体创作。
贫富,尤其以城乡不公为主轴的冲突推动着这个公共人格的舌头和动作。他的世界不仅是不公,这个公共人格还控诉着城市人对“衡中”的“嘲笑”和“指手画脚”,因而怨恨更显出了一种激烈的对抗意志,让人生惧。
等等,在这里,有什么东西让我格外熟悉。不公的现实令人生气,不仅如此,既得利益的群体还“嘲笑”和“指手画脚”。我脑中立即在这个句式下面造出好些句子。城乡的、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男性与女性的、西方与中国的、鸡蛋与石头的,等等。
不是一种偏重事实的公正诉求,而是一种道德性的公正对抗,已经成为了这个社会的可怖现实,任何对这位姓“衡”的公共人格的批判和要求,如果不能被代入和放置到这种整体的公正对抗中,都会显得有些“双标”和“隔靴搔痒”。
面对一个以“公正冲动”为主要情绪的社会,我曾经在一篇分析“公正致恶”的文章中,已经向诸位展示了公正激情的危险。但这样一种危机揭示显然不足以全面地破解这个症结,今天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给予一个更可实践的视角吧。
我们就从公正激情的诸神之争开始。
我在上面提到,这种带有戾气的公正激情不仅出现于“衡水中学”所代表的“城乡公正”中,还出现于例如“阶级公正”,“性别公正”,甚至“国际政治公正”中。我想对于这样一个类比,很多人恐怕不能接受。
持有上述某种主张的人,会将他们的“公正主张”与其他的并置而感到不舒服,因为他们的这种公正诉求显然“更真”。
这不是我的臆想,因为公共环境并非大家对各自公正激情的各自表达,而总是包含着对不同公正意识形态的互相评价,因为这些不同的公正呼求和主张总是强烈碰撞,或为了所谓“舆论高地”,或为了彼此主张的矛盾。
对女性主义者,持有资本家与劳动者观念的人总是讥笑她们视野幼稚,没有看到一切文化背后的“经济权利”痕迹,依靠将女性主义解释为女性财富地位实际上涨的附效应,似乎看起来我国的女性处境还相当不错。因而真正应该关注的永远是“生产关系”的公正问题,其他公正问题不过是没有把握住问题的实质。在这样的逻辑中,似乎就完成了“阶级公正”对“性别公正”问题的战胜。
这时一种“国际政治公正”者又入场,指出“阶级公正”的显著性,其实背后有着更隐藏的力量,其实“阶级”的剥削,是“美元霸权”的金融剥削,和“军工复合体”的军事霸权共同作用的结果,只要战胜了美国,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仅仅看到国内的“阶级公正”,实在是视野不够广阔。就这样,“国际政治公正”又成为了比“阶级公正”更高明的视角。
当然性别主义视角也有一种公正竞争的方式,例如认为资本主义代表的“阶级公正”问题,以及国际竞争中的“国际政治公正”问题,实际上都是“父权制”体系问题的表象。这种“占有的”、“竞争的”、“对立的”、“缺乏同理心的”、“不在意公正的”整体文化,都是父权制文化的结果。因此不管是“阶级公正”或“性别公正”似乎都没有把握住这个问题的根源。
公正的“诸神之争”不仅具有这种“谁掌握了更深问题”之争,还有一种更激烈的争夺,即认为你的主张正是我的“公正问题”的始作俑者。例如“性别公正”的主张者会认为其他的公正主张都构成了对女性的压制,他们的主张越厉害,对女性的压制就越是严重,例如著名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即持类似的主张。
而更粗暴的方式,即“国际政治公正”的主张者甚至直接将“性别公正”的主张者污蔑为是“境外势力”,从而实现一种直接的敌人化。
从衡水中学学生的演讲,过渡到“公正问题”的诸神之争,是为了向诸位说明这种公正问题本身的纠缠,不是一句“不要相信丛林社会”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或是希望单纯的对“县中”的公正激情缴械,都不足以解决我们当下的困境。
当然,我不会像一个放任自由主义者那样说,人生来不平等,自由权远高平等,在法律框架内,没有公正问题,大家各显神通就行。
不管是城乡差异,还是贫富差异,还是性别差异,甚至是对“美元霸权”的指认,都不是想象中的幻觉,而是实实在在的问题,这些问题获得矫正,都具有合理性。这里的关键,是“公正”可以展现为一种调整的审慎善意,而不必是一种斗争的激情。既然我展示了各种不同公正主张的诸神之争,那么斗争激情向审慎善意的转化,就不如从调和诸神的纷争开始吧。
我举一例,网上有一个名为“温铁军大佬降维打击,怒怼女拳师名场面”的视频,展现了在一个论坛中温铁军对一位女性提问者的回复。
这位提问的女士说,农村妇女流失的问题,从妇女解放的角度来讲,可能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这是女性离开压迫性的农村环境的一种抉择。因此她提问:关于温铁军主张的“农村重建”的问题,对于农村的“男权结构”,是否也需要一种重建呢?她还特意补充,不是说城市没有男权体制,而是农村的男权体制,禁锢性更强烈。
这当然是个很真实的问题。
温铁军的回应则充斥着我们上面说的“诸神之争”情绪,他首先引述土改中的分地是男女老幼的平权均分,并把这个作为50年代妇女解放,劳动率,参政率上升的起因。然后他说:“当你们想要分析,把这作为男权女权的时候,我希望你思路再拓宽一点,难道是男权和女权的问题吗?”他随后说农民工回流的问题,指出城市资本只想要农民工17-28的青壮年阶段,他发问:”农民工回流是你自己能决定的吗?是资本决定,还是男权女权决定?农村劳动力定价是谁定价?这个定价是不是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定价?当然不是!连简单再生产的维持都不够。“
他盖棺定论道:”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有讨论吗?所有关注男权女权的朋友们,基本问题为什么不讨论?“之后还有很多令人不适的回应,我就不多做引用了。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诸神之争“,是”城乡公正“希望对”性别公正“的覆盖。这当然既傲慢又肤浅。农村女性进城当然不仅是寻求温铁军口中的”财产地位“,很多农村女性用很多途径在城市中结合成为家庭,以家庭方式在城市立足。再退一步,很多高龄的农村在城市务工的女性,宁愿承受很低的生活水平,也不愿意回到农村,这并不是鲜见的现象。
实际上”城乡公正“与”性别公正“不仅不是互相争夺的关系,还是一种互相促进,那位女士的提问,是一个有建设性的善意问题。在温铁军关注的”农村重建“问题中,农村适龄男性无法形成家庭,进而衍生的”高价彩礼“等现象,已经成为威胁乡村社会稳定和再发展的关键问题。不管是农村重男轻女导致男女比例失衡,还是农村女性一心离开乡村在城市中定居,都与”性别公正“问题有最直接的关系。
因此,通过农村”性别公正“问题的缓解,解决农村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衡,当然与温铁军关注的”城乡公正“与乡村重建有直接的关系。
而从”城乡公正“的视角出发,也能对”性别公正“给予帮助,而并非在温铁军口中,”性别公正“是一种激进主义,恰恰是”性别公正“在瓦解乡村。例如女性在城市中,遭遇流动性的商业雇佣文化,一直遭遇显性或隐性的用工歧视。而这在一个相对固定的乡村秩序中,这种由商业社会带来的人的”工具化歧视“则相对较弱(女性在乡村处境问题建议阅读梁鸿老师”梁庄三部曲“),一种良序的乡村社会,确实给出身于农村的女性,提供了一条逃离城市恶劣竞争环境的选择。建立在乡村重建下的这种选择,对于尤其是农村女性的”性别公正“,当然也会给予助益。
可惜在温铁军这种”我的关注才是真关注,你的关注是假关注“的视角下,这种不同公正关切之间的理解与共融的机会则全部瓦解。
我想表达的即是,看上去彼此争斗的不同”公正议程“,他们显得像是几个不同的物种,非要厮杀出一个唯一胜利而正确的”本质公正关切“,并非是我们在公正问题上最良好的方式。面对一个经验性的实际问题,各个不同的”公正议程“大有共存和彼此促进的可能。
不过这个”公正共融“的视野可能让你疑惑,我干嘛要和其他的公正主张共融?我就想考虑我关心的问题,还有,这个和最开始讲的那个”衡中演讲“有什么关系呢?
对看理想的读者们,应当不必再详细解释何为”囚徒困境“了。简单来说,即是一种非常根本的抉择依据,是”合作“的收益大?还是不合作的”收益“大?在这种收益的计算之上,还有一种重要的信念,即现在博弈的双方是倾向于”合作“还是倾向于”不合作“?
合作导致我们共赢,不合作让我们你死我活。
而在我们引述的”衡中演讲“中,则不仅有一种显性的”城乡差异“,还有一种令人生畏的敌对。演讲者大声质问你们为何”诋毁衡中“,并说到他决定”为了梦想不顾嘲笑“,或代表衡中人说”我们自己选择的路,不需要任何人指手画脚“。
至少对他所代表的人们而言,”诋毁“、”嘲笑“、”指手画脚“是他人对待他们的方式,这当然是非合作的。
公正问题并不天然带有这种敌意。任何一种不公正都不是一种”处心积虑“的故意,不公正要么来自先天自然禀赋,要么来自市场竞争中的资源配置。我当然不否认存在”主观恶意“的不平等,但这绝不是不平等的主要面貌。这意味着,不同阶级间,城市和乡村间,不同性别间,不同国家间,都具有合作的基本潜能。而不同的”公正议程“,在上面的论述中,当然也大有合作的空间。
唯有这种合作的信念和实现,我们才得以摆脱演讲中,和广泛弥散于网络中那种广泛而令人恐惧的戾气。而通过对这种博弈的分析,我们也明白,批判戾气,指责戾气,不仅无助于戾气的消失。反而以”诋毁“、”嘲笑“和”指手画脚“被理解,进一步加剧非合作的信念而加剧了戾气。
这种可怕的”互相戾气指责“,将导致戾气的一再加强,而这种戾气又再次加强着我们对”不公正“的恐惧和感受,直到将我们逼到绝望,并在绝望中渴望终极的放弃和毁灭。可见公正问题的解决,还在于对于公正对象理解方式的转变,不管是你视野中的”得利者“,还是主张其他”公正议程“的人。
我们都明白,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公正问题的克服是个症状的结束,而不是起因和过程。
农村问题的缓解需要”城乡公正“与”性别公正“,乃至更多问题的共同克服。我想这在任何领域都类似,生活的问题,需要生活的综观式优化。
这个过程中的议程争夺,或者对某个单一”戾气“的谴责,不仅可能无所助益,还在强化非合作的气氛,让我们更想彻底的打倒并歼灭彼此。这对”公正“的解决当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对实际关注社会公正的个体提出了需要综观与力求合作的要求。我想,至少可以放下对互相指责和议程争夺的兴趣吧。
我也明白这里有个棘手的问题,这就像三个人持枪互相指向,谁来做第一个放下枪的人呢?因为在这个处境里,第一个放下枪的人似乎大概率会被另外两人打成筛子。因此面对公正的”诸神之争“,哪方又来做第一个放下纷争的人呢?这似乎是个无解的问题。
不过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因为在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三个人用枪互指。这里也没有所有”阶级公正“者结成一个完整而一致的整体,似乎放下争执,或被消灭的,是一个想象中的”公共人格“。
在这里,作出决定和改变的,永远都是具体的人。而处境的改变,是个漫长的渐进过程,这也让我们的转变变得简单,它不过是简单的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