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得不以核酸检测自证健康，还有别的可能吗？

2021年是个突然的春节，很多人以为自己无法返乡，却又宽慰地发现，“返乡”之乡是字面意义的乡村，主要活跃的都市网民们便豁免了此种负担，很多省市依然可以凭借低风险健康码通行。

这件事的讨论热度突然就降温了，只有关心弱势群体的人会发问：为什么在外务工的农民需要进行核酸检测，明明这个疾病的高危人群是与高流动性相关的中产阶级，且春节期间大城市的聚集密度会远高于乡村，在这两个明显的事实之下，为什么农民工反而被施加了更严厉的负担。

这个问题当然令人费解，往下的分析都有猜忌的成份。但我们还可以问另一个问题，即便目标人群是城市人群，这么大规模的核算检测和居家隔离必要？

在我们没有依据又非常恐惧之时，我们便会陷入宁可严格，也不放过的想法。这可以理解，但我相信，采取这种大规模的严格手段，无论如何都得是一个穷尽了其他可能的无奈之举。

因此我们是在什么背景下，一步一步走到如此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上来的，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呢？

一、健康码怎么就不好用了？

一个最大的疑惑就是，我们不是有健康码么？健康码标识低风险地区，然后该地区的人可以自由通行，这个一直被当作推行健康码的基本假设。即通过当前病例区分地区性的风险，这样我们可以让中高风险地区的管控不影响低风险地区人的正常生活。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这个病有潜伏期。以一种最高级别的风险意识来看，确诊可以改变一个地区的风险状况，但确诊总是比病毒晚了14天，也许在这14天之内，因为现代人高度的流动性，病毒已经传播到很远的地方了。

所以健康码是一个最长滞后14天甚至更长的风险预警机制。不过在健康码推出的时候，我们当然已经知晓了关于病毒的这个知识，为什么当时没什么人讨论这个明显的缺陷呢？

因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缺陷并不严重，虽然健康码调整比病毒传播滞后，但是从确诊倒推14天，依然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病人的回忆，构筑他的移动路径，并且标识出接触的人群，对他们进行监控，将病人行进的区域划定为中风险。

也就是滞后虽然是滞后，但这个管理方式并没有特别大的遗漏。这一点也经过了很多次经验的验证。从进入5月后，不管是北京，大连，青岛，天津，上海，满洲里等地市，都发生了零星的病例，也都在这套风险控制的系统下完成了处理。专家也多次强调，大陆地区应该不会发生大规模的疫情传播。

为什么到春节又不行了呢？当然是因为健康码这套运作方式还有不少的缺陷，至少我们相信他还有缺陷，至少有如下的几个。

首先，健康码不可能标识和找到全部的病例，在一个患者确诊后，我们回退拼凑他的行程并根据行程寻找相关人士，如果相关人士在14天内离开了呢？如果患者不能完全记住，GPS信息又不可能完整呢？如果患者故意隐瞒呢？再加上所谓“超级传播者”的概念，谁能保证漏掉的那一个人不会直接带来一个地点的疫情爆发呢？

其次，健康码的地区范围很难界定，现在是个超高流动性社会，一个地方确诊，到底将多大的范围划为风险地带？因为在当下的交通能力之内，一个人可能行进相当大范围的地区，如果一例确诊，就要全市高风险，健康码就失去了意义。但如果不把区域划得足够大，又怎么能够控制风险呢？

因此，我们都认为新冠是一个可以靠很少数监控之外的病毒携带者，导致大规模疫情复发的疾病。当健康码这种区域范围管理的系统，无法在时间和空间上跟上现代社会的高流动性时，我们就开始想别的方法了。

二、核酸检测，从确诊手段到健康自证

核酸检测不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但是我们最早接触核酸检测时，这还是只是确诊新冠的手段之一，逐渐的，核酸替代了CT，成为了最准确和高效的确诊新冠的手段。

核算检测进入我们生活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首先，归国乘客需要接受14天的隔离，在14天隔离的首尾进行核酸检测，以确保一个从海外回来的人没有携带病毒。

然后，增加了要求在登机前就拥有核酸检测的要求，且时间从5天，到3天，到2天。确保在飞机上的人都是健康的，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还需要接受隔离呢？也许首先是因为核酸检测还有“假阴性”的可能；其次，核酸检测也不是完全合理，因为核酸检测并非即时出结果，在你采集了检测体液后，到拿到报告的时间内，一个人一样可能被感染，更不必说拿到报告，到登机的时间之间，一个人依然可能遭到感染；再次，也许境外核酸检测机构也未必全可信任，万一有人伪造核酸检测报告也未可知。

因此，有核酸检测报告，依然需要隔离。到现在为止，我想总结的是，在“健康码”系统之外，我们一直有一个最高强度的精确到个人的自证健康的制度，就是核酸检测，加十四天隔离（甚至更长），和其中的两次核酸检测。

至此，核酸从一种新冠诊断手段，变成了核酸+隔离（下文简称为核加隔）的一种新冠风险控制手段。而这次春节的新政策，就是针对特定人群，不仅采用健康码，还采用核酸检测的一种终极风控手段。

读到这里，你可能都认为我不过是在复述常识，不是的。我们可以再次回到我在去年4月7日分析“健康码”中提到的一个关键概念，就是新冠如何是一个“公共道德事件”。

试想，如果新冠没有潜伏期，感染者即刻发作，或新冠疫苗已经确保有效且全民接种，或者我们有一个即时出结果的，准确诊断方式。我们都不需要搞出这么复杂的程序和机制来对应新冠，试想，如果我们有即时出结果的准备诊断方式，直接在登机口做这个检测，健康者登机，我们也不需要下飞机后的长时间隔离了。

所以，在那篇文章中，我说我们面临的新冠，已经超出了一个纯粹“科学事件”的范畴，而成为了一个“公共道德事件”，在这个情况下，对抗疫情的方法不是科学，而是自律。而健康码，核加隔就是我们认为他人自律不足，或自律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发明的方法。

三、自律为何不可能

因此，病毒有潜伏期，且有无症状感染者，人有高流动性，核酸检测有假阴性，且核酸检测不是即时出结果。因此，正在读这篇文章的诸位，你们能确定自己现在不是新冠病毒携带者吗？即便你刚刚拿到你的核酸检测报告，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假阴性呢？

即便你已经14天没有出门，一个人居住而和任何人都没有接触，你怎么知道自己不是无症状感染者呢？

也许只有一种人能够比较有保证地确定自己没有感染新冠，就是刚刚完成核加隔的人，且是他刚刚完成检测的这一刻。他一旦走到街上，接触他人，立即也就失去了这种水晶般清晰的健康状态。

在这样苛刻的条件和推测下，一个人的完美自律就是不要和任何人接触。一个不流动，不聚集，几乎不和任何人接触的人。人需要工作，需要获得报酬生活，我们不可能不走入社会。再加上，每次疫情爆发时，我们都谴责那个传染者，像我们谴责海外人员归国一样，认为他们“千里投毒”，或者认为他们不合时宜地在这个特殊时期不能自律，在城市里依然保持“正常流动”。

而疫情监管部门，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也有充分的理由一再升级手段，当“健康码”系统已经不足用时，不断拉入更大人群，进行核加隔的健康自证。

因而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春节，即便是低风险地区，你的自律义务也是留在当地，尽量不出门。而依然要流动的人，最保险的方式，就是让他们全部进行核加隔。

所以因为病毒的特点，疫情必然在短期依然是一个“公共自律道德事件”。因为所有人并不自知感染情况，因而自律本身并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用公共手段介入管理。

公共手段可以分出两种极端状态，这一端是完全不管，全凭人的自律，但由于人不可能知晓自己是否携带病毒，又不可避免的要出门，因而一般就被认为是“群体免疫”；而线条的另一端，则是全民进行一次统一时间的核加隔（必须统一时间，如果分批进行，完成后的人流入未经检测人的社会就等于几继续混入），当然这在理论上都不可能。

理论上可能的最极端社会管理，是全民规律性的进行不间断的核酸检测，直到疫情全部清零后的二十一天，这也需要太大的社会资源。而真实的公共管理政策，就在这个群体免疫和全民不间断核酸检测之间，寻求一个中间点。“健康码”和“核加隔”，都是在这个背景下所求取的中间点，后者比前者更接近线条的“极端管理”一侧。

因此，行政管理的智慧，就是在确保疫情风险几乎可控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拿得出更接近线条“凭借自律”一侧的方案了。其原因并不仅仅是节省社会资源，而是因为对于被管理的对象，任何介入手段都会对他的生活带来时间、金钱、尊严、安全感的巨大支出。是一种巨大的，不公平的代价分配。

四、代价的分配

而既然“健康码”或者“核加隔”的方案都是一种区别对待的公共管理方案，其带来的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人从未遭遇健康码中等以上风险以及任何一次的核加隔。而遭遇的人，其生活就会遭遇很大的冲击和不便。因此公共卫生的管理风险在人群中并不均等的分布。

对于“健康码”而言，这是一种事后的管理，也就是产生了确诊病例，就会激活健康码的转换，其本身是被动的，依靠运气在人群间分布。如果你运气不好恰好住在或活动在确诊病例周围，则会遭遇健康码对生活的介入。如果纯粹靠运气分布，虽然很麻烦，但一般不会被看作不平等。

但核加隔则是一种事前的管理，是对风险人群的预测，并采用这个方式来进行介入。因此，何种人群被判定为高危人群，他们就要承担这样介入，这里的必要性理由就非常重要。

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口岸直接接触进口货物的人员，交通运输行业，隔离场所工作人员，这些都是需要规律性的接受核酸检测的。而海外归国人员，则要承担高价机票，道德谴责和核加隔的三重代价。

到2021年的春节，全部农村地区返乡人员加入核加隔的行列，虽然隔离是居家隔离，但从头到尾的三次核酸检测依然需要自费进行。这个安排就显然缺乏合理性的论证。

除了从依靠运气在人群中事后介入，和计划性事前介入特定人群。事前介入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个人群需要通过核加隔“自证健康”。事后管理已然有一定的风险接触，需要进行核酸检测，以确定自己的健康，还算有针对自己的功利效益。而“自证健康”的核加隔，则是在99.9%的人都知道自己几乎没有可能染病的情况下，被强制通过核加隔的方式证明自己确实健康。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有病推定”，将其看作可能危害公共健康的特别人群予以对待。而城市人群在这个春节，即便某些生是返乡需要进行核酸检测，收入的相对充盈，电子预约手段的娴熟，只需要一次核酸检测，而不需要居家隔离和后续的监控。在这个代价的分配体系中，都是更轻松的一个群体。

城市人群实质性的取得了“特权”，这将进一步撕裂城乡的差异和矛盾。

因为这样显著的原因，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因为新冠病毒的特殊情况，社会上需要牺牲一小部分人的权益，来保障大部分人的公共安全，这是一种“不得不”的权宜之计。在你自己成为那个代价之前，这个逻辑都可以非常轻松的接受，毕竟我们只要动动嘴皮子，正义就获得了。

正因为所有补足我们“公共自律道德”的行政手段，都附带着成本、代价和不平等。如何能够设计一个尽可能聪明、精确、平等因而牵涉最少人管控，就显得尤其重要。

五、另一种可能：芬兰

芬兰真是个神奇的国家，从二战以极悬殊的兵力重创苏联开始，芬兰在北欧诸国中都是一个卓越的存在。近年更是以出色的基础教育制度和年轻和以女性主导的国家领导团队而闻名。

北欧国家的高自由，高人权特征导致这些国家几乎不可能采取过于严格的疫情控制措施，我们上面提到的不管是“健康码”或者“核加隔”在他们那里都完全没有实施的可能。

但芬兰的抗疫效果却在各个国家中比较出色，过去14天(1月8-21日)以来，芬兰新增确诊人数为人口数的万分之六，这个数据在挪威是万分之十二，丹麦是万分之二十六，瑞典是万分之六十。

当然提到北欧诸国，我们脑海中首先闪过的就是“不同”，意思是他们社会的治理方式在我们这里没有可供借鉴的可能。总人口还不如中国的一个中级城市大，经济发达，教育先进，国情和中国完全不同。不过到底是否可能借鉴，或者即便不能直接借鉴，也会给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解疫情管理的视角。

在芬兰的抗疫过程中，信息手段同样非常重要，其中我特别想介绍的，就是芬兰的抗疫APP Koronavilkku，这个软件在8月31日上线，24小时内便覆盖了芬兰超过1/5的人口，一个月后，几乎全部国民都下载和使用了这个APP。

APP功能非常非常简单，不需要注册，亦不需要实名。当你下载APP后，系统会生成一段随机数，保存于你的APP内，完全随机生成，因而这个数字无法用于监控任何国民。随后这款APP会要求获得后台运行的权限，因而只要你手机保持开机，这款APP就会保持运行。

软件使用蓝牙功能，一旦你与其他手机保持近距离超过10分钟，你的APP便会记录下来这样的一次接触，即保存下来另一个随机数。这个数据保持21天自动删除。

如果一个人确诊，只需要在软件中输入自己的随机数，即可确认自己的确诊（这是这个软件唯一需要操作的地方），这绝不会包含关于你是谁的任何信息。而过去21天曾经与你有接触的人，就会收到一个消息，并在APP显示他们为潜在接触者，APP会告知你现在应该做什么，并显示离你最近的检查机构。21天后，这个潜在接触者的提醒会自动删除。

就是这样的一个软件，使用这个软件当然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过这个信任并不难，是以下的几条。

1 人们的智商足够使用这个软件，并且确实会保持这个软件在后台运行 2 一旦有人确诊，他确实会在软件中点击自己确诊的消息 3 不会有人没有确诊，却恶作剧的在软件中输入自己为确诊 4 一旦收到“潜在接触”的推送，这些人就会就医检查或约束自己的出行和与他人的接触

一旦以上四条不难的信任达成，这个软件就不带歧视的，完全保护隐私的实现了点对点的新冠事后控制。还记得“健康码”系统的缺陷吗？第一，他依赖确诊者的记忆，GPS与其他公共数据实现接触者的搜集，这总有遗漏，而在这个软件中，依靠软件的自动记录，所有接触者都可以得到推送；第二，风险地区的划分包含了所有潜在感染人群吗？当代人的高流动性下，划分多大的范围合适呢？这个软件不涉及范围划分的问题，而可以精确推送到个人。

而关于自律呢？在新冠具有“潜伏期”和“无症状感染”的背景下，并不是人们没有自律心，而是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风险状况，因而缺乏自律的依据。我们现在要求每个人在无依据情况下保持高度自律，这本就不现实。而“潜在接触”的提示，为人们的自律提供了依据。

在这个软件的机制下，不管是自律的依据，还是患者的隐私，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当然，这依然是个事后介入的机制，不过在我们健康码运行的周期和芬兰的经验中，事后介入也并没有在疫情控制上有巨大的延迟。

当然我并不认为芬兰的这个APP经验可以直接复制到我国的疫情防控，但这代表，中心化的“健康码”制度，以及事前用于“自证健康”的核加隔，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你当然会本能的觉得在中国我们不可能使用这样的方式，我们的人民素质太低，我们的社会缺乏信任。也许吧，不过我想阅读文章的诸位都会认为自己遵守这些规则实在是非常容易，那到底是谁做不到呢？为什么每次我们都认为自己不会出岔子，却总认为别人素质和能力都显著低于我们。

当然在我们的国情之下，这样的流程也可以得到本地化和优化，例如确诊后的操作由医疗机构扫描你手机该软件的二维码完成，这也许就解决了最麻烦的一步吧。

END

在去年的文章中，我忧心忡忡地认为健康码会被应用到很多非健康领域，现在来看，这是我多虑了。除了苏州市推出了一个短命的“文明码”，其他城市还无暇拓展健康码逻辑在其他领域的应用。

但健康码本身却拓展了，我们有健康码，行程码，各个城市登记公共场合出入的城市码。到头来，却发现如此多的码都不足以完成疫情管控。便又祭出范围越来越发的核酸检测甚至核加隔。这是一种中心化的逻辑，对其他人的需要是消极的服从规章程序。消耗巨大资源，大家也在无依据的担忧中加剧彼此猜忌。

我们所有人要么觉得这些措施是当前情况下“不得不”推行的无奈之举，进而接受和服从，或者因为其对自身的介入而抱怨，这些都仅仅是情绪性的对应。因此分析疫情和管控措施的细节，并不断参考各种方案，探索另一种可能，也许会对我们的处境有更大的价值。

因为我一直相信，正义藏在细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