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张文宏医生：让我们与专家各得其所

张文宏医生“与病毒共存”论持续发酵，又因论文抄袭一事产生争议。在此之前，微博上已经大闹一番了，没想到都祭出了”反动学术权威“这样的老词。支持他与反对他的隔空论战，各执一词。再一次的，每一边都觉得自己掌握了清晰的真理。

我当然支持张医生，不过这个支持没有那么容易。

到现在为止，支持他的都在竭力避免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希望让专业的归专业，让政治的归政治。因而一直强调对“专家”的尊重，并认为”相信专家“的视点是一个可以止息争议的共识支点，但我想问题并非这么简单。

专家与我们的关系，不是“懂”与”不懂“，”验证的意见“与”愚见“的区别，如果想要捍卫一种专业，或保护一种观点，我们值得来审视一下我们和专家的关系。

一、专家的张力：我们可以简单地”相信专家“吗？

专家一直维持着一个严谨而令人尊敬的形象和角色吗？其实不然，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临近结尾处所言：

没有人知道将来谁会生活在那个牢笼之中；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发展的终点会不会有个全新的先知出现；没有人知道旧思想、旧观念会不会来个伟大的复兴，又或者，如果两者都没有复兴，会不会以一种病态的妄自尊大来粉饰机械化的僵化。若果真如此，对于这一文化发展的“终极之人”而言完全有理由说：“没有灵魂的专家，没有心肝的享乐者，兀自以为达到了人类文明前所未有的高度。”

韦伯预言着”专家时代“的到来，却不是以一个欣喜的姿态。专家与我们的”冲突“在过去的生活中俯拾皆是，我们当然从来无法对专家的观点”照单全收“。疫情中有不少专家主张以中医的方式理解和治疗新冠，这似乎就不是一个可以”尊重并接受“的视角。

再往前一些，很受到喜爱的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针对药家鑫的”弹钢琴杀人法“解读，也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大多数人会认为她的解读是不足为信的。以上几个例子还出自广受大家信任的专家之口，更不必说被讥讽为”砖家“的诸多网络言论。

到这里情况是很奇怪的，既然”专家“的内涵在于此人对某个领域有比普通人更多的知识与经验，因此对他的看法，我们因为缺乏这个知识与经验而没有完整理解和证明的”可能“，因此只能信任专家。但很多专家的观点，我们又并不接受，并认为我们可以分辨”真专家“与”假专家“，我们的这个自信是哪来的？

医学当然是其中我们都非常具有经验的领域，按理说人体的复杂，如果没有经过长期的学习，是很难理解其运作的机制和奥秘，而健康问题又与我们的生活福祉有着最密切的关系。照理人应该非常仰赖和依仗医生的建议，但实际情况中，病人与医生的矛盾，针对就诊意见与方案的冲突却非常尖锐。怎么在这个最典型的专家领域，我们又无法全然相信了呢？

这是反智吗？传染病专家福奇针对疫情的建议在美国无法得到理解和贯彻，就被认为是”反智“，在网络上很多与硬科学专家意见相斥，提出相反意见的人，也被称为”反智“或”民粹主义“。在药家鑫争论中，李玫瑾教授就对网络上她的反对者用过这个词汇。但问题当然没有这么简单，首先网上有不只一个专家，很多时候专家与专家的意见也相冲突，在这样一个”思想市场“中，最后信任哪个专家的意见，最后也只能落回普通人的选择之中。

当然，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揭示，医生是最知晓如何医治人的，同样他也最知晓如何置人与死地；护卫者阶层最知晓如何保护，同时也最知晓如何奴役。同样，专家最知晓如何以正确的观点引导人，也就最知晓如何以错误的观点误导人。这可算我们与专家的核心张力。

围绕在”公知“外的争议，都是这个核心张力的产物，当下的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在前互联网时代，因为信息和知识不够流通，因而公共话语权和对事件的认识被”专家“和”知识分子“垄断，这可被称为”精英主义“。是用”名头“、”学历“、”资格证书“堵住人的嘴，而现在是一个平等的时代，是信息和知识，话语权力还给公众的时代。因而张文宏医生也被扣上了”公知“的帽子。

我上面说这些，都是在说明，恐怕我们很难达成一个简单的共识，就是我们应该”相信专家，尊重专家。“专家与公众的问题，是一个现代社会棘手而关键的问题，这个时候，主动权其实在公众中。

二、我们使用专家：我们每个人的偏见起点

恐怕我们得从一个很基础的出发点开始。我想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倾向：我们相信那些和我们的知识与价值观相近的专家与观点，反对那些和我们的知识与价值观相悖的专家与观点。这对绝大多数人都一样，我们今天支持张医生，因为我们和他的价值观、主张、生活形式相近，支持他，我们没什么可改变的。

如果我讨厌一个人，一个专家来说明这个人为何讨厌，罪不可赦，我就会高兴地赞扬他有真知灼见；如果这个专家说这个人没什么错误，应该被宽容，恐怕我就要说他混淆视听，颠倒黑白。

我们喜欢为我们的观点和情绪背书的专家，反对与我们的性子和看法相悖的专家，说白了，专家是我们捍卫自己的工具，我们就是支持我们自己。

当然，这只是个起点，我们与专家系统就是要克服这个相对主义的初始位置。不过知晓这个初始位置很重要，因为我们卡在这里太久了，卡在选择性地挑选支持自己的专家，认为这个信任无可指摘，其他一切无法接受我们支持专家的人，都是愚蠢或失德的。

我们从这里重新开始，即如果没有花特别的功夫，我们每个人都自然地”利用“专家捍卫我们自己。

康德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得了的先见之明，在《何谓启蒙》中，他明确指出：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请注意，”启蒙“在这里的重心并非是否”缺乏理智“，而是”缺乏勇气与决心加以运用“，也就是说，启蒙就是一种决心与勇气来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此看来，启蒙是大成功了，我们并非被动地被选择对某个专家言听计从，而是极其主动地对专家系统批判地”利用“着。被启蒙的原因确实与”理智“无关，而是个体原子化的以私产方式对自己生活负责，在这个情况下，这种勇气和决心是深藏在这种”生活形式“中的。

因此，我们已然不可能将任何事务不管不顾地交托给专家，且在最轻松的情况下，专家服务于我们，服务于我们的情绪，服务于我们的偏见。在网络上，专家就像是我们派出去的士兵，帮助我们在舆论斗争中攻城略地。且像提线木偶一样被我们牵住缰绳，如果哪位专家胆敢说出于我们情感相悖的话语，我们还要治他的罪。

无怪乎已经有人疾呼”专家已死“。因此，在我们无条件地表达要”尊重专家，信任专家“，和我们隐藏地以偏见情绪”选择专家，使用专家“之间，还有一种可能。

三、开启一种过程：我们与专家各得其所

当我不遭遇紧迫问题的时候，我使用专家，证明我或我的身份之合理性。对属己之物的无条件热爱，并以理论证明属己之物美善，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基础。所以专家问题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是因为我们没有问题需要解决。

一旦我们生病呢？问题变得紧迫，医生的建议开始变得必要。这时我们不需要专家迎合我们的情绪，却唯恐专家不能真实地揭示我们的问题。真正痛的时候，真正需要的时候，我们才会真实地对待专家。这和我之前提到今日的人不太读书有很大相似性，今天的人其实甚少对生活有什么紧迫的困惑，道理已经过剩，这个情况下，自然不需要再系统性摄入任何东西。

我们支持张医生其实也一样，张医生说”与病毒共存“，为什么呢？我想很少有人能够有明确的答案，这个原因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现在处于”低风险疫情区“，这个问题丝毫不紧迫。我们不过按照专家之前的发言历史、个人气质、价值偏向、意识形态阵营选择相信与否，这时候选择信任哪个专家，特别像选择哪种风格的音乐。

因此，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在诸多争议中，我们都提示，不要把专业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这当然是对的，不过这不可能是起点，只能是终点。这个立场，是不可能”被要求“的。

我想提出一个普通人与专家良好合作的例子，即海洋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度。一个人是否有罪，大企业该如何赔偿，并非专家直接提供终极结果，而是仰赖普通人的常识判断，在这个基本结构上，很符合康德所言已经被”启蒙“后的公民的内在需要。但男女老少，不同族裔构成的陪审团，何以能够得出完全一致的意见呢？这个最终结果是超越了政治化、意识形态的藩篱，达到了某种”事实的公正“，这个过程却有专家以证人身份提供非常多的经验和中间结论。

因此，一个人轻而易举地说：我对待这个问题是非政治化的，非意识形态的。这句话暂时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事实和中间结论。他现在的”理智水平“则只能够支撑一个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化的结论。只有在足够的事实和中间结论后，常识才可能运转，我们才有资格，有能力说：我现在终于可以摆脱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地看待这个问题了。

说实话，对于delta毒株背景下的疫情问题，我现在还没有能力作出超越我自己偏见的判断。为什么”与病毒共存“是必然呢？因为人类只有天花病毒彻底根除吗？天花的R0值与普通新冠病毒类似啊，那是否新冠也可能根除呢？或者因为delta毒株的R0值已经到9，R0为9与R0为5在实际人群的传染效率上有多大不同呢？或者是因为完全根除的社会成本过高？那么到现在为止，社会成本有多高呢？哪类人群的生活受到严重冲击呢？有多严重呢？

这些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才可以回答的和提供的信息。已经远超知识平民主义者认为靠维基百科和互联网就可以回答的问题。而只有这些信息被专家提供，普通人才可能超越意识形态的偏见，对这个问题有真正的判断力。

这是对专家提出的要求，而不是普通人，专家需要耐心地提供知识、信息、事实，而不是提供一个”最终方案“，提供”金句“。当然，更不能提供和强化一套意识形态的叙事。

或者说，这是对社会中间知识分子提出的要求。知识分子要觉知和克服自己身上意识形态的自然天性，而成为中间信息、知识、事实的提取、总结、概括和传播的力量，而不是一种简单情绪的助燃剂。才可能塑造出良好的专家与民众的互动关系。

专家与公众，超越显性盲目信任和隐性利用之间的部分，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专家的专业性，与公众理智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再提示问题的紧迫性，以强化公众求知的需要，与降低信息成本和门槛，提供予公众分层的，更清晰的知识和事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让公众理性与专家智慧各得其所。

四、在过程中：以一致和真诚性保护这个过程

希望上述的内容，能够为你理解专家到底如何作用于社会，以及民意如何与专家共存，所谓超越”意识形态“，尊重”事实“的根基，形成一个新的理解。但这个过程本身，其实是非常脆弱的。

我在最开始认为每个人会必然地从选择符合自己情绪和偏见的专家意见出发。这似乎让大家都相同的”浅薄“了。我不会在这个位置上活稀泥，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有更糟糕的人群，就是那些不仅拥有偏见，还以无耻构陷的方式，攻击对方的人。

张医生今天受到的论文质疑就是这样的事，挖旧账，编罪名，上纲上线，这样的恶我想不必多说。因此，如果社会有一个脆弱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随时会被其他荒唐的议程干扰和打断，积极的影响需要旷日持久的积累，而把一切毁掉却只需要一点点的放纵。

对于发生在张医生身上的这个风波，我们都有共识。论文综述的捡懒，且引用的还是一个综述性文章，而非研究性论文，这本身是个小问题；其次年代久远，在那个时候标准和尺度，环境都与今天不同；再说论文撰写的严谨性，与今日他论点的关系也并不存在。我还想提示，对于我们愿意去捍卫的人，我们非常克制，分得清清楚楚。

但如果今天遭到这样对待的人不是张医生，而是我们不在意，甚至我们讨厌的人呢，同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还会站出来大声疾呼吗？甚至我们对站出来大声疾呼，寻求克制的人，会不会反而恶语相向呢？这当然不是我的”杞人之忧“，而是实实在在一再发生的事。如果遇到我们讨厌的人，我们立即会失掉这种克制，无法维持这个清醒的界限。那现在又有何立场可以要求别人呢？

一个社会过程是个何其脆弱之物，我们都在谈要保住张医生的声音和发声的权力，那我们就要知道，保住的何止是张医生。在这里张医生发声的权力，和无数在网上的男男女女命运与共，双标在这个地方不仅会显得虚伪，也会让我们的努力不再可能。正如我们知道，言论自由当然不是指积极智慧言论的自由，而是指冒犯性和愚蠢的言论的自由。那么克制理性，指的也不是对你喜欢和偏好的人，其更重要之处，是针对你讨厌的人的克制和理性。

唯有如此，我们才获得其间的共识，让这个各得其所的过程继续。

五、韦伯的教诲

1917年，马克思•韦伯在人头攒动的礼堂中，发表名为《以学术为业》的演讲。这是一篇不朽的现代启示录，在临近结尾处，他引用《以赛亚书》说道：

"有人从西珥呼问我，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至，黑夜依然，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 "

听这话的那群人，询问和等待了已有两千年以上，我们晓得他们那令人战栗的命运。从这里我们应当得出的教训是，单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无所获，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我们应当去工作，正确地对待无论是为人处世的还是天职方面的 "当下要求 "。如果每个人都找到了握着他的生命之弦的魔鬼，并对之服从，这其实是平实而简单的。

在对”理性世界“和”专家世界“振聋发聩地预言后，他说出了每个被启蒙人可为，也必为的东西。如果总是发问：现在好糟啊，何时才会好啊？那就还早，黑夜仍未过去。但在黑夜中，可做的事情也很多。

这也是我们面对一位专家的困境和遭遇中，我们可做的。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困境，我们无法将一切甩给他，从而得到一种轻飘飘地谴责与道德感动。如果不能向其中填入我们的理智和力量，恐怕我们将在短时间内复而哀痛，复而哀痛下去。

保护和参与那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