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正在面临自2020年初以来最大的一轮疫情袭扰。本轮防疫中,防疫与正常生活之间的张力开始凸显,多个地区因为防疫政策本身爆发了争执。在Omicron毒株致死率和重症率下降已经成为基本事实的情况下,也有很多专家在呼吁“克服对病毒的恐惧”。我想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今天提起疾病的严峻,很多人的理由已经是“是否会有严重的后遗症”和“病毒万一再演化出高致病性毒株”的危险。如果已经在考虑是否有未可知的后遗症和是否有未可知的再次演化。说明对于绝大多数非老年群体,对疾病的恐惧几乎已经克服。
全国正在面临自2020年初以来最大的一轮疫情袭扰。本轮防疫中,防疫与正常生活之间的张力开始凸显,多个地区因为防疫政策本身爆发了争执。
在Omicron毒株致死率和重症率下降已经成为基本事实的情况下,也有很多专家在呼吁“克服对病毒的恐惧”。我想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今天提起疾病的严峻,很多人的理由已经是“是否会有严重的后遗症”和“病毒万一再演化出高致病性毒株”的危险。如果已经在考虑是否有未可知的后遗症和是否有未可知的再次演化。说明对于绝大多数非老年群体,对疾病的恐惧几乎已经克服。
但对防疫政策呢?不管是普通人面临封锁造成的生活不方便,还是具有外出必要性的,例如急性就医的人,或者是依赖线下物流和经营的小商业者,这是一个无法穷举的领域。防疫本身会带来“代价”,以及这个代价之大,已经有目共睹。
不仅是防疫与封控带来的实际困难,还包括其带来的心理压力,“封”与“疯”的谐音构造不仅仅是语言的把戏,也实际上反映了抗议措施带给人的深刻影响,甚至引人做出极端的举动。
我想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就是克服了对疾病的恐惧,也许我们还需要想办法克服对防疫的恐惧。这也许已经高于疫情,成为主要恐惧的来源。
从行文的逻辑角度,其实这一部分应该放在后面。但在当前环境下,我不得不把这个“解决方法”放在一切分析之前。免得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要呼吁“放松防疫”。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不是现在方便讨论的。
今天的讨论,我们无法涉及“清零”与“共存”。所谓克服对防疫的恐惧,有意义的讨论似乎只能建立在接受“清零”不可避免的基础之上。
我还记得22日晚上的上海,大家大大地恐惧了一番。在很多小区已经反反复复封禁了近一周后,突然传出督导组降临,防疫要大幅度加码的消息。封城的信息不胫而走,零点的街道上,人们还在抢购物资,应对在各个微信群中已经言之凿凿的封城消息。
当然次日谣言就消散了,两位造谣者也被控制。这时很多人都在谴责造谣者,这当然也没有问题。不过防疫谣言的产生,我想不仅仅是造谣者单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在当晚之前,整座城市已经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猜测自己和城市到底会如何被封锁有一周之久。2+12的政策变成了不断重复的“两日复两日”。
猜测几乎弥散在防疫的每一个方面。到底防疫规则是什么?到什么条件可以解封?最严格的措施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如果这三个问题没有答案,我想防疫的恐惧就不会消除。所以我想说防疫恐惧的消除不是说要放松防疫,而是防疫不可以有像现在这样的任意性和猜测的空间。
防疫的恐惧来源于人对于不确定危险的恐惧,很多人在待封而不封的情况下甚至希望“赶快封城算了,早封早解除”,这说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甚至希望确定的封锁降临。所以那些呼唤封城的人未必是喜欢被管束,很多时候是害怕与无法接受不确定的危险。比起实质性的危险,人们会在不确定危险的反反复复中倍受折磨。
正如今日,就在上海饱受疫情谣言困扰,而官方发言“不封城”后仅仅一天,上海即发布了浦东浦西将采取实质性封城的消息。这确实令人困扰,很多人的情绪正是在这样不断的反复中崩溃。而这个新的消息依然语焉不详,在这份影响如此多人生活的重大文件中,充满了修辞和语焉不详的部分,引人分析与猜测。
防疫的规则、政策为何不能明晰,如此摇摆多变。这确实让人费解,如果这是一个新的疾病,我们对其一无所知,摸着石头过河,那么防疫政策的加码和变化,其实大家完全可以理解,就像2020年初那样。但现在已经两年多过去,疫苗接种率如此之高,面临毒性较弱的omricon,规则和政策依然摇摆多变,缺乏清楚和透明性。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也许如果防疫规则和政策达到“清晰”和“透明”的程度,也许我们不必非要执着“清零”还是“共存”的二选一。
a 防疫政策底限必须明确
带来最大恐惧的总是防疫加码无上限的恐惧。大多人对防疫过程中一些极端的加码事件感到恐惧。
就像少数防疫消毒中,宠物被“无害化处理”的事件。实际上让很多养宠物的人对防疫政策极其恐惧,这可是会失去“家人”性命的危险。对于这个危险,进行多少防疫人员帮助遛狗的暖心宣传都无法解决。很多人对此做了“以命相搏”的心理准备,这种恐惧可见一般。
防疫政策能够明文确定对陪伴动物的保护,是这种恐惧消除的唯一办法。
这还包括很多,封禁区域就医的规则,以及医院门诊开放的规则。这在现在也是黑箱,一些比较人性化的小区会让急需就医的人离开,有的则不会,有的医院开放特需门诊,有的医院则根本全院停摆消毒。这对医护人员和病人都是极大的不确定性。不只有新冠是可怕的疾病,可怕而会夺去生命的疾病还有很多。在一些特定事例中,因为特殊舆情获得解决不会让很多人的恐惧消失。
防疫政策能够明文确定无视封禁的就医疾病种类,和医院的收治与开放门诊,是消除这种恐惧唯一的办法。
还包括不理性的疫情加码,小区中窗户被铁板焊死等措施,让接受了两年“开窗通风”教育的居民无所适从。对“病毒”的隔绝,进展到对“空气”的彻底隔绝,这一步没有理性理由。此种加码层出不穷,放任基层在防疫中“创造性”地进行“恐慌式封锁”,以及无执法权的基层防疫人员的惩罚和恐吓,也为居民带来很大恐惧。
防疫政策能够明文确定小区内可以开展防疫措施的手段、种类,明确禁止一些非理性的加码手段,是消除这种恐惧的唯一办法。
b 防疫政策必须具有时间的预备和预期
另一种巨大的恐惧来源于对防疫政策何时降临的恐惧。因为在很多事件中,防疫措施的实施都没有提前通知与准备的时间,当你得知时,封锁已经生效。当然最荒唐的就是因此被首尾封锁堵在高架桥或交通路线上的人,还有长租公寓突然需要举家搬出的人。
在很多城市,人们带着恐惧醒来,生怕醒来得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小区被封锁,而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在这种时间预期丧失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苛责他人在超市抢购性屯积食品呢?
如果在一个疫情比较严重的城市,你是否担心现在突然外面传来扩音器宣布小区封锁的声音,而你什么准备都没有。如果有这样的担心,你怎么能不恐惧?而今天上海对全浦东的封控于晚上八点发布,凌晨五点即开始,实在令人猝不及防。
不给预备时间当然有其道理,如果防疫的标准需要高到“滴水不漏”的地步,那当然,一个区域发现确诊,就应该要求立即封锁,甚至要快于通知。立即封锁后,封锁所带来的问题可以再逐步解决。但问题是面对一个已经有两年余历史,且毒性不强版本的病毒,封锁措施是否还需要如此“及时”?在这种情况下,“及时性”带来的收益和代价该如何衡量?
相信绝大多数人对于封禁措施持理解和配合的态度,因此早上通知晚上封禁,给人留出12-24小时的准备时间,这当然会带来一部分疫情传播的风险,但这样的风险可怕,还是毫无预备被长期封在桥上,封在无生活设施的办公室,公共场所可怕?这是一个需要基于疾病本身严重程度来回答的问题。
因此防疫政策的实施与通知,需要有明确的时间预期。这也是消除恐惧的重要举措。
c 防疫政策、手段的实施和解除需要有标准
如何会被封锁,如何才能解除,这样的标准不能说没有,但其模糊性和执行随意性更是显著。在绝大多数被封锁区域,如果问及何时解封,我想回答一律是“等待上级通知”。
且新手段层出不穷,即使小区解封,突然又要求指定地点核酸,在指定地点核酸之外,突然又要求加码核酸自测。健康码形同虚设,外来者直接赋黄码,没有核酸结果赋黄码,甚至健康码直接消失,需要经过一定程序才可以赋码。
我想防疫政策最让人恐惧的,就是其随意性,这让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受到何种限制,生活遭遇何种问题。对于财务状况合理,且可以居家工作的,也许难以意识到这种恐惧。对于财务状况不佳,且依赖线下运作和经营,或者负债水平较高的企业和个人,防疫政策的随意性带给他的就是“生活崩溃与否”的恐惧。
两年多的时间过去,我相信我们可以有一个标准清晰的守则,这可以考虑小区内人口密度,区域(街道)人口密度,病例在封控区内外的比率等,给予一个清晰的规范。而对于解封,也可以有区域(街道)解封、小区解封甚至单元解封的明确规则。对于商业也是如此,那当然更与区域街道有关。这在防疫数据透明的情况下,居民都可以自己判断所在小区和区域被封锁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达成什么条件,可以解封。
解封后也是如此,在之前的文章中就已经提及,这个疾病如果要做到极端,需要所有人每7天进行一次核酸“自证健康”。那么这个新的变体情况下,这个周期已经达到48小时,甚至有的地方是24小时。“凭借48小时核酸检测才可…”虽然从防疫的“严谨性”上有其道理,但对于医院和个人,都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更不用说很多核酸检测点摩肩接踵的情况恐怕是感染疾病风险最大的地方。
在一个城市、区域确诊数,或确诊增长到达什么条件时,需要滚动的“自证健康”,到达什么条件时,需要区域内人口统一核酸一次,如果有明确的标准和透明的数据,一定有助于居民对于封锁和解封产生合理预期。也可以很好解决就封锁和解封造成的很多争端。模糊又大而化之的严重,匹配模糊又大而化之,摇摆不定的防疫措施和手段,是很多人对疫情感到恐惧的基础。
以上三点是我能够想到的关于防疫规则明晰的方向,虽然我在其中举到很多例子,但我想都远远不能覆盖防疫政策带来的问题和恐惧,通过这一点我们也能明白这已经是个多么严峻的事项了。当然有人也许会说内部一定有这些规则。但第一,从现在防疫政策的任意性上,我很怀疑内部有明确的政策。其次,如果这些政策不像《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一样公开透明,其也起不到减轻恐惧的作用。
在当前需要继续“动态清零”的背景下,我想对于防疫规则的上述问题的解决刻不容缓。
我们可以回到本该前置的分析部分,不过我想在上面的具体建议中,你也应该发现了,“对防疫的恐惧”不是一个被捏造的问题。而防疫是确有代价的,是有很大代价的。
因此人可以恐惧疫情,付出身体健康或者生命的代价;也可以恐惧防疫,在天平的这一边,代价巨大且多种多样。建立“防疫的恐惧”这个视野很重要,防疫的恐惧其实有很多方面,在普通人身上,是生活被中断,财务风险等等的恐惧;而在官员身上,则是防疫不利被追责的恐惧。
许多问题在这里才能获得理解,例如疾病的罪化,这里指向的并不都是“疾病的健康风险”本身。
在疫情刚开始时,面对从国外希望回国的留学生,产生了“千里投毒”的罪化思路,这当然是错误的,回家是一个基本且应该被满足的需要。但当时对他们的指责,应该指他们带来的是疾病的风险,在疫情的早期大家主要的恐惧还是对这个疾病本身。
春节时“恶意返乡”产生的争议,却明显不是指向疫情带来的健康风险,而是防疫不利被追责的恐惧。而近期产生的“疫情外溢”的指责,也不是疫情外溢有多大的健康风险,而是疫情外溢导致封锁和防控的恐惧。
所以疫情“非罪化”,虽然是一个词汇,但问题需要解决,却需要完全不同的方法。在对疾病本身的恐惧上,非罪化需要针对疾病知识的科普和疾病间的横向对比。例如我想每个人之前都有被同事或朋友传染流感的经历,我们从来不觉得这是个多大的错误或道德问题,而omricon变体的新冠,显然也在此列。同样我们可以意识到疾病的罪化也是普遍的,针对病毒性肝炎患者的“罪化”,艾滋病患者的“罪化”和歧视,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鲜见。这是一个关于疾病和健康的问题。
而对于“恶意返乡”的问题,却不是一个针对疾病的问题,而是针对官员问责方式的问题。如果对疫情扩散零容忍,只要疫情没有控制住,高层级官员就要被免职问责,那他们自然就有十足的理由对疫情进行加码,这个机制不解决,甚至我们第一部分所言的“防疫底限”就基本不可能实现。
而对于“疫情外溢”的恐惧,则是对防疫的恐惧。所以这里解决之道并不是逼迫每个城市的疫情决不外溢,只要外溢就冷嘲热讽。而是反过来通过上一部分的方法促使人们消除对防疫政策的恐惧。当然这不仅是关乎于疫情外溢,在很多小区内,如果一个人阳性,或进入密接名单,导致单元楼被封闭,我想防疫加码越重,这个人回到小区所遭遇的歧视和责骂就会越多,本着减少疫情带来次生伤害和歧视的角度,我们也需要从这个视角来降低防疫带来的恐惧。
从最开始对武汉人,知道今天对阳性和密接者,我们已经见识过太多歧视了。
可见新冠的“非罪化”,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疾病不仅是疾病,而是因为疾病而产生的一个社会系统,这里面有行政的,有组织的,有商业的,有医疗的。把一切问题都聚焦与疾病与得病者,显然忽略了很多问题真实的来源和其解决之道。
在过去谈到疫情的时候,我们总是谈“生命”,一切防疫和代价都是为了“生命”。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过去这个“原则性”的谈法,在舆论场上虽然取得了一锤定音的效果,却磨灭了这个问题讨论的面相,掩埋了其中其他的问题。
在本次疫情中,防疫所引发问题的面相凸显出来。这决不仅仅是这一次防疫的问题,只是在过去,这些讨论都被以“生命”之名压抑了。仿佛“生命”概念一出,一个早餐店老板的事业,一个学生的求学,一个企业的运营,一个老人的就医,包括事实真相的求索,就成为了不值得讨论和关注的事情。
原则化是我们止息对话讨论,追求绝对正确的方法。但它终将反嗜,现在经历的一切,就是两年来“生命”原则压抑的结果。而这样的“原则化”,甚至会变得远离”生命“,而仅仅关乎于数字。
现在讨论这些并不太晚,不过我们恐怕也要因此记得,树立一个根本的正确和原则,认为在此之下,其他一切视角都必须向此屈服,本身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即便你曾经站在那个原则的一边,因此获得了正确,获得了不容辩驳的地位,获得了工作开展不容置疑的合理性,获得了优越。
如果以上的问题和讨论,在过去就能正常显露和开展,我们也许不至于在疫情开始两年多后,在其他地区已经快速正常化之后,还在经历着如此的波动与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