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很难产,上周我换了四五个角度,都没有写出来,在所有言论甚嚣尘上之时,我始终觉得闭嘴才是我该做的。不过昨晚之后,我们彻底到达了一个情绪的高点。我觉得可能是时候了,我写这篇文章,仅仅不过是想帮大家卸下不必要的担子,减去不必要的悲愤和痛苦,和恐惧,不论我们对这件事有何种期待和善意,从哪个正义的地方出发,如果任由情绪奔逸,可能最终到达的地方都南辕北辙。
这篇文章很难产,上周我换了四五个角度,都没有写出来,在所有言论甚嚣尘上之时,我始终觉得闭嘴才是我该做的。
不过昨晚之后,我们彻底到达了一个情绪的高点。我觉得可能是时候了,我写这篇文章,仅仅不过是想帮大家卸下不必要的担子,减去不必要的悲愤和痛苦,和恐惧,不论我们对这件事有何种期待和善意,从哪个正义的地方出发,如果任由情绪奔逸,可能最终到达的地方都南辕北辙。
这些情绪,悲伤,愤怒,绝望,可能还有激情的斗志,是现在大家有的。不过另一个实际情况是全国还有很多危重的病人,尤其在武汉市,这个疫情的规模对任何现代城市的医疗资源都会是吃紧的,因此现在几乎是必然应对着危重病人无法被充分救治的情况,对他们而言,用过度的恐惧和紧张笼罩着,被一种激情驱使,可能对于生理的状况,是比较危险的。
其次,大家这次都在呼吁着“记住”,是的,我们必须记住,但也请明白,能够持存的记忆永远是“真实的”记忆,而被放大和造作的记忆,是难以留驻的,如果我们放肆当下的所有情感,妄图点燃现在的悲愤来“记住”。可能只会让我们更快遗忘。
读者可能会奇怪,为什么对”猫和名画“,我都特别激动得气愤,而今天,我却佯装镇定。那只是因为”猫和名画“是个假设中的价值争辩,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和事。因此,今天的讨论具有真实的重量,我们必须讨论得更好,
因为“真实”,所以我今天想说是“如实”,如果我们这次有什么真正可以收获的,那么我想请诸位,从现在开始,调整我们自己,”如实“地面对这件事。
李医生的死是标志性的,也让我们所有人极其悲伤。他将工作时的所见在大学同学群中分享,说“华南水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并说“大家不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
如果群中人如李医生所愿,并不外传,那么李医生的善意劝告也许并不带来全国人对这件事的了解,当然他关心着身边的人,这样发言的风险他也知晓,这已经是令人动容的善举。事后对他的训诫当然是毫无道理的,他并未传播任何谣言,仅仅是提醒身边人注意而已。
但我想提示的是,不必脑补任何李医生面向大规模公众做“吹哨人”的情节,也不必在此感到是训诫者杀死了他,他确实是死于疾病的,感染原因是患者刚入院时还未发热,他在无法预知潜在病毒的情况下,没能进行有效的防护。在这次事件中,不只一位医务工作者,顶着风险在这次疫情中牺牲。
想想我们怀念他的叙事,“吹哨人 - 怀念”,“被训诫者 - 怀念”,“不明白 - 愤怒”,我至今没看到一个人说“首批被感染的医疗工作者 - 怀念”。这是我们创造一种叙事的方法,我想问的是?哪种方式是“如实”的?
我们是否在创造一种他的死与我们身份与处境的关联,这会最强烈地在“李医生 - 普通人 - 怀念”的叙事中被我们感知。因此我们选取与我们相关的经历,在所有并置的事件中,似乎带着他作为普通人,因言冤死的预设。这让他的死与我们关切的话题和我们更多人遭遇的压力和长久恐惧相关,这可能不是“如实”的。
其实离开这些造作的叙事,不管是单独作为因关心的言论被训诫的人,或是首批被感染的医疗工作者。真实的李医生已经足够我们纪念。前者,他不必死,后者,他不必曾遭受训诫。
至于那次抢救,这是很多人极端愤怒的地方。不过设身处地地想想,如果我们是李医生的家人,或是他自己,像几乎所有家人会做的那样,我们会希望不计代价的奇迹般的抢救吗?我想会的。我当然明白,抢救本身和抢救的成功,在当下符合那个舆论的利益,而那个利益正是我们想对抗的。所以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确实是这样的抉择,在这个时候李医生和其家人的利益,与舆论的利益重合了。这是对我们考验的时刻,我们难道要为了和舆论的对抗而欲求他的死亡吗?正如现在,因为红十字会垄断了所有的捐赠物资的支配,湖北医院的急迫的需求与红十字会的利益重合了,我们要因此放弃对湖北医院的支持吗?哪个更重要?这是所有自觉正义者要面对的选择。谴责该谴责的,包容该包容的,我们不必,也不应该将可以点着的东西一次性全部引燃。
任何因为此次事件过世的医护人员都非常值得我们的崇敬和纪念,而遭受不公的人又岂止是李医生?如果因为我们的脑补将过度的注意力和唯一的赞美,过大的赞誉给予李医生,这对其他医护人员和其他人是不公平的。也绝不是李医生的立场,毕竟最让我动容的并不是他“吹哨”,而是在采访中他说:“等我病好了我就会上一线,现在疫情还在扩散,我不想当逃兵。”
他应当被作为一位负责任而关心着身边人的医生被记住,而非一位体制的对抗者,认为他的死亡即公平与正义的消亡,是不必要的。
当然我们如此做,是因为我们自己悲观和绝望,因此期待英雄出现,期待有转机意义的事件发生,期待改变可以快速降临,当我们说“记住”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可能没有这么耐心,我们其实期待着无数个“记住”的共鸣可以当下带来显著的改变。所以是我们将他的去世创造为具有全民意义的盛大事件,这当然不是一件纯粹的坏事,但要注意我们塑造的砖瓦,是实在的纪念,还是空心的一时激情。
这就是我说的“如实”。对李医生如实,不仅是对他和其他医务工作者的尊重和真诚纪念,也调试着我们自己的愿望和激情。
齐泽克在他念咒语一般的文章中称武汉现在的氛围为“后启示录电影设定”,这明显是过度的,我想对于任何亲人不幸患病的家庭,即便是“后启示录”这个概念也无法描述他们现在的焦急和紧张。
但对于更广大的武汉市民,使用“后启示录”明显超出了现在的情况,我所基本知道的,市民生活当然受到严重的限制,但物资基本还能供应,水电气供应也维持正常,作为未患病的家庭,维持基础室内的秩序还是没有问题。当然周边不断的确诊,小区内整户被带出隔离,依然是让人紧张和恐惧的。
但这些需要和网上最抓大家眼球的空旷街道,倒毙的尸体,无奈跳江者,焦急的求助信息并置,他们都是真的。而更多的隔离场所,场所内伙食还不错,陆续有人治愈,也是真的。这些是武汉人们经历的现实生活。
而我们的一切反应,控诉,愤怒,想象带来的绝望,“后启示录”,是我们为他们营造的“网络世界”,在今天这样信息流通时代,这同样会无缝地进入他们的视野,若所有这些情绪,尤其是其绝望与恐惧,影响了新患者的心绪,或是封城中人的状态,过分紧张和恐惧当然对他们现在是不利的。若这些继续带来不信任,隔绝,小区门口的打斗,带来对物资的抢购,或生存处境的过分担忧,对于精神已然高度紧张的他们,也是不负责任的。
该有多严重,就有多严重,但决不为了我的愤怒,将一切描述得比实际上更糟糕。这是一种有点可怕的心态,对于在外面的人,如果你真的分辨自己的心,你会发现一颗习惯愤怒的心,甚至隐隐地渴望着更坏事情的发生。这不是现在我们需要的。
对恐惧如实,是我们应有的分寸,它保护我们的生活秩序。
我当然谴责这件事中的一切混乱、愚蠢、渎职和侥幸的心态。我也支持一切追责和完善。但我心里同样明白,在关于另一件争议水落石出前,这件事更多的还是一次“天灾”。
如同巴西烧毁博物馆的大火与澳洲难敌的大火一样,巨大现代国家的官僚体系,面对紧急的灾害,总是显得漏洞百出而乏力。不要误会,我丝毫没有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逻辑认为这一切平平常常,不值得反思追责。
只是在这件事中,我们生出了两种丝毫没有必要的“谴责心态”,这其中包含的不过是我们的自我沉溺和傲慢。
我们首先将很多同胞想像为“愚蠢和轻信的庸众”,我们认为他们懦弱健忘,随风摇摆,我们一面怒其不争,在心中盘算着他们很快就会开始投入感动和歌颂,一面如临大敌,将我们自己视为清醒的智者,一再想要警醒他们,争取他们,说服他们和我们一样愤怒和记住。
我在如此写的时候,当然也明白我自己多多少少就是这样的人,自我的清醒和伟岸,很多时候是要想象中别人的愚蠢作为薪柴的,这确实不是“如实”的态度。我们越是在心里这样想,越是撰写刻薄的文章讽刺批判,高声疾呼,也许只会制造对立,拖累大家的觉察和改变。
其二,我们将此次事件并不主要看作一次疫病的克服,在核心疫区之外的人,多少将此看作一次舆论的较量,一次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一次去中心化的,善良的民众,与中心化的,迂腐的权力之间一次孤注一掷的决战。我想说这样的较量当然存在,但可能不是这次的主题。现在我们主要面临的,依然是疫病的克服,我们为此都已经失去了很多自由和权利,针对这个,我可能会主张,这次很多限制和隔离,也许确实是疫病时期的必要。我不会主张所有的,当然里面有很多荒唐的过分之举。
但这次,和过去相比,确实远非一次正邪较量。
因此这里面生出很多奇怪的谴责,例如很多音乐人做了与疫情相关的歌曲,被认为是无必要的马屁。例如围绕着新建设的两座医院的诸多争端,包括最近的专利申请事件。如果真心回看,我们似乎确实带着过于敏感的错误偏见在看待所有想象中的“敌人”。我们一再谴责打Call的幼稚,并讥讽其为一种“儿童化”的公共参与,那么我们的转发呢?我们键盘式的公共参与呢?仅仅因为使用了不同的话语,附带了悲愤的情绪,他就成熟而高尚了么?
这次事件中当然有诸多错误,但很快进入敌我的模式,是过度的。我们都在呼吁,不要歧视武汉人或任何病人,不要将这些与疾病的关联发明为一种“异己”的身份。但转过身来,任何红会,甚至医院的行政部门,任何附带官方的举措,就都被划入另一种可鄙的身份,这让我们与粗暴歧视“武汉人”的行为,有何区别呢?
我想,这是行为的问题与身份问题的区别,人会作出各种错误的,亏缺的,不及的行为,但让人成为“恶人”,“恶集体”和“敌人”的,是在行为之外,我们对于“惩戒坏人以带来好结果”的思维定势。认为控制“武汉人”就会带来疫病的结束,与遏制“敌人”,就可以带来我们根本处境的改变,这都是一种过度简化。
我们也许过于紧张,对这件事的态度,不会是要么歌颂,要么愤怒呐喊的二元,我们不是在这两个立场里面选边站,要么朋友,要么敌人。如实地评价发生的错误,让被谴责者获得他们应得的谴责,这也是一种正义。当然要谴责、追责、带来改变,但我们以真的对抗假的,而不以假的对抗假的。
对谴责如实,是我们应有的公正。
为何这次要满负荷的进行这种谴责和关注,有一个观点,认为此次是一次难得的公民启蒙机会,也将此当作一场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战。
我想如实的说,这次不是。如果言论自由这次可以被植入大众观念,其逻辑是没有言论自由,则会发生公共危机,那我想说,我们期待的言论自由不会到来。
古罗马政治家西庇阿有个很好的论断,他说共和国当然是由权利和共同利益构成,但首先这些权利和共同利益需要是“正义”的。而在古罗马历史中,每次危机带来的恰恰不是共和国的巩固,而是其反面。公民的政治启蒙,我想不会在这样一个性命攸关,利益攸关的事件中完成。因为在这样的危机中,政治的核心“良善”当然是被遮蔽的,我们看到的是“功利主义”意义上的生存危机。
言论自由作为基础权利其本身不可能是“功利主义”的,并非因为言论自由有用,才应该追求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本身既是正义和回报,这也是为何很多言论自由的边界,既是界定为何即使侵犯公共利益,也应该捍卫言论自由。而这方面,在此次事件中也许难以呈现。美国最著名的几个关于“言论自由”判例,1969的Brandenburg v. Ohio,是关于冒犯性言论的自由,1964的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是关于媒体错误的豁免,1971的Cohen v. California,是关于粗口词汇的自由,正是这些并非危机之时的甚至是“坏言论”的自由,才显示着言论自由的真正价值。
看到这里的差别了吗?言论自由实际上是个高于公共利益的根本自由,而在这次事件的揭示中,言论自由的合法性依然是由公共利益而确保的。这其实与现在的管制,即控制言论是确保言论不要危害公共利益,处于一个逻辑之下,还是功利主义的言论自由逻辑。
如果我们对自由的期待,是“功利主义”期待,并在这次事件中严格的绑定,那我们未来至多拥有与“短期功利”相关的言论自由和豁免,且在此之上的谣言也会快速耗尽我们对“短期功利”的期待。所以因为此次牵动全国人民的实际利益,并因此认为这是一次公民启蒙机会,尤其是关于政治权利的启蒙,我想也许太过着急了。
如果不抱着这么巨大的期待,是否在过程中,我们可以更专注于疫病和对所有错误之事应有的讨论,不必将我们这次的关注扩到无法到达的地方,在这些地方的想象往往是最难以“记住”的,像是之前的一篇传播颇广的,由大中学生撰写的关于”结构性问题“的文章,在我看来,就把此事的意义,延伸到了过远的地方,那更像是一种妄念,那里面更多是一种痛快,而非一种实际的反思。
对期待如实,能让我们更少焦躁,更多冷静。
我一点没觉得面对疫情,正义与邪恶就到了灰色地带,正义与邪恶还是分明存在的。但是在一个充满人的世界里,这却不是一场正义英雄们对抗邪恶势力,拯救无知庸众们的好莱坞故事。即便是,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永远会是纯洁正义的急先锋。
我并不因为愤怒就成为一个正义的人,这太容易了,反而,我会因为过度愤怒,甚至沉溺于愤怒带来的正义感而走向堕落。毛姆在《刀锋》中写过,“自我牺牲是压倒一切的情感,连淫欲和饥饿跟它比较都微不足道了。它使人对自己的人格作出最高评价,驱使人走向毁灭。”
与大多数佛教徒或基督徒聊天,都会很快提到这两个宗教对现在时代的广泛感受,佛教徒说,这是“末法时代”,基督徒说,这是“敌基督时代”。总之,都是彻底毁灭前最糟糕的时候。我十分怀疑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了世界命运意义上的末尾,一切已经不能再糟,而在我们真实的世界里,已然是最终危机降临的前夜,这种绝望共享在此次事件中,成为很多人共通的感受,尤其在昨晚到达高潮。我能理解,也在某种程度上共享这种痛苦,但观察一下自己,回忆回忆过去那些你希望自己“记住”的事,这次到那种糟糕的程度了吗?深呼吸一下,平静下来。
我想说,有时候人甚至希望自己活在绝望和最糟糕的时候,因为这样,那个讲给自己的悲剧英雄故事才成立,而我们为悲剧英雄故事着迷。没到那个时候,至少这次没到。人有“嗜苦”的毛病,快感让人上瘾,有时苦感也一样。我没有想粉饰任何东西,我之前的文章诸位可能也读过,我一直认为这一切都糟透了,但还没有到最糟的地步,我们还远没到生死存亡一战的时候,虽然我也曾经这样煽情地写,不过我知道这是一种自我放纵。
观察自己内心的正义感,愤怒,谴责,憎恨,他们一不小心就会走到相反的地方去,那里面是自我沉溺的温柔乡。保持真正的正义感,从反省自己开始,而非从谴责他人开始。
这不是一种自我负担,其实从这里,从一切并没到绝境的地方,我们才发现,除了绝望呐喊外,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不必穷尽力气去敲打。通过对心绪的分辨,找到好多可做的方向,例如第一段对李医生的如实分辨,是否现在应该关注医护人员的整体防护,更多人关心医疗物资的充沛,以及此事中所有牺牲的医护人员记住这些人。扎实从中道去言行,总结所得,体会失败。
自省如实,让我们推动本真的改变,那让我们可以不绝望的去言行。
我与大家一起体会着最近的愤怒,恐惧,看到大家希望这次留下些什么的意志。因而想说,若你渴望着正义,希望直视一切,希望记住,那首先,是要看到真的,感受真的,记住真的。
我当然也在这件事中悲愤。不过我想说的是我们比这个要强,可以做的更好。站在一个不那么激情的情绪上,以更平静的方式对待,记忆和尊严才将与我们长存。既然此时大家都希望”记住“,那么如实克制,虽然并不爽快,但有用。
不过这次也有很多非常美好的东西,我的朋友们参与网上的志愿者行动,真的为各个医院送去很多物资。这让我非常惭愧,这次我直接做的实在太少。而在疫区,人们互相关照,分享生活。这些都非常有价值。
当然糟糕的事情在里面发生,正在发生,还会发生,如同一直以来那样。这些事情要看,要关注,要记忆,但请诸位如实地关注,如实的判断,如实的记忆,也有如实的期待。并意识到,我们真的不是在打一场舆论战。
”如实“不是一种粉饰之术,并非因为”如实“,一切就都可以忍受,很多时候,只有”如实“看待,那真正可怕的问题,才被看到。也请从铺天盖地的信息中让自己休息一下,我们已然太敏感了,可以休息一下。
当然我做这整个反思的时候脸上都火辣辣的,在这种自我沉溺和狂想上,我的经验一点不比诸位少,正是因为我曾经因为激情而无法”如实“,对这个话题我才会有更多感受吧。
所以如果这次记得什么,推进了什么,我想,从”如实“开始吧。毕竟这是他们可能最做不到的,我们先在这里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