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剧《黑暗荣耀》大火,也让复仇剧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类型片”,这个类型在韩国尤其具有市场,酣畅淋漓的恶有恶报故事,让很多跨文化地区的非韩国观众,也能够深深共情剧中人物,感受此种爽感。不管是面向财阀复仇的《顶楼》,面向升学体制的《天空之城》,偏向夫妻间关系的《夫妻的世界》,不管你的委屈来自哪种社会建制,你几乎都能找到一部韩剧类型,来为你完成针对这个问题的复仇。
韩剧《黑暗荣耀》大火,也让复仇剧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类型片”,这个类型在韩国尤其具有市场,酣畅淋漓的恶有恶报故事,让很多跨文化地区的非韩国观众,也能够深深共情剧中人物,感受此种爽感。
不管是面向财阀复仇的《顶楼》,面向升学体制的《天空之城》,偏向夫妻间关系的《夫妻的世界》,不管你的委屈来自哪种社会建制,你几乎都能找到一部韩剧类型,来为你完成针对这个问题的复仇。
观看者不仅将其当作剧作欣赏,也会对其中剧情设计投注真实的情感偏好,如宋仲基主演的《财阀家的小儿子》,就因为结尾未能展示复仇后将施暴者踩在脚下的过程,而以梦醒结束,引得全网群嘲。还在韩国票选“十大最差大结局”中被评为第一烂尾剧。
这又让我想到饱受争议的《最后生还者 第二章》,玩家不仅无法复仇,反而还要扮演加害者,反过来殴打主角,让全球玩家大呼上当被耍。围绕在复仇剧和复仇类型上的争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最近几年,复仇类型当然不仅在韩国流行,美国电影中,也流行起一阵复仇剧,尤其是退居二线的一众中年男明星,都以复仇爽剧重新收获关注。丹泽尔•华盛顿在2014年的《伸冤人》中,扮演退役军人,为俄国黑帮的雏妓复仇;基努•里维斯在《极速追杀》系列,为了自己的小狗复仇;《风骚律师》主演鲍勃·奥登科克,也在《小人物》中饰演退役特工,对黑帮展开复仇追杀;艾德里安·布洛迪,在《克林》中,为自己的女儿展开复仇。
这还仅仅涉及美国与韩国两个主要的影视剧市场,其实印度影视剧,也推出了如《无所不能》或《一个母亲的复仇》等等众多复仇电影。
虽然内核都是法外复仇,但不同的市场依然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例如在美国,一般复仇主人公都是退役军人,退役特工,退役杀手等“武德充沛”的角色,复仇过程都是酣畅淋漓的枪战动作戏,主人公能够完整复仇的主要特质是过硬的杀戮技巧。而在东亚,复仇主人公大多是出生贫寒,但天资过人的聪明人,复仇契机设计魂穿,重生等奇幻情节,而复仇的特质大多是通过商战和高智商悬疑等方式。
如果简单总结,美式复仇强调“杀人”,而东亚复仇却要“诛心”;美式复仇操枪就上,突突突横扫千军,东亚复仇却包含更多的隐忍和耐心,草蛇灰线,细细编织一张巨大的复仇之网。
复仇归复仇,这种情绪差异却十分值得注意,这种东亚式的“诛心”复仇,其中的施虐倾向,兴许甚至比《电锯惊魂》中的施虐程度更高,一个社会呈现出情感的施虐倾向,总归不是一件太健康的事情。如此看来,直来直去的暴力复仇情节,兴许还会更健康一些。
有一件事儿是很明显的,复仇爽剧的大规模出现,是全球各个国家社会矛盾加剧的典型结果。美式退役军人的复仇剧,甚至可以上溯到《第一滴血》,但那个时候的社会矛盾还很单纯,基本指向老兵归国难以适应和融入的点状问题。但最近的却在情绪塑造上增加了大量要素,例如中年人与年轻代际的矛盾,美国人与移民的矛盾,诚实的传统价值观与新的糜烂生活方式间的矛盾。
复仇剧可以说是社会矛盾和公正敏感的全景图。美式复仇爽剧体现的这种传统美式尚武精神与现代多元文化的矛盾,背后直接体现出特朗普选民所需要重新召回的美式“昭昭天命”,背后有一股浓浓中年人的怀旧情怀。
但东亚矛盾更是一种“个人主义”式的复仇,并没有太多社会共同的集体价值可以照应,呈现出一种更孤独的色彩和特征,首先就体现出一种更原子化的,更缺乏社会共识和支撑的生活处境。
其次美式爽剧主要体现出的是面对暴力犯罪的无奈,对黑帮、性、毒品等犯罪集团的冲突,其中体现的是司法和秩序塑造的无力、韩国体现出的主要是贫富差距,是财阀与平民的矛盾,印度体现出的更多是政治黑暗,贿选,腐败的现状。但值得注意的是,这背后呈现的是完全不同的“无力感”。
美式复仇背后是价值观冲突,这些影片的受众大可将自己融入偏重右翼和保守的政治运动和选举中,此种压抑即可以获得真实的解除,印式复仇更多指向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的净化,也有实际的“社会议程”可以容纳这样情绪。但东亚形式的复仇,却呈现出一种几乎不可能获得解决的绝望感,阶级的差异,从经济到社会地位的全面碾压,似乎并不存在一个实际的“社会正义议程”,可以包含此种情绪。
虽然我们今天提供的东亚复仇戏典型是韩剧,但不可忽视这种复仇冲动和矛盾在我们这个社会依然非常显著,在各种短视频平台上呈现的原创小短剧中,甚至都能找到对这些类似么噢顿问题更直接,更粗暴的反应。
当然,作为一种剧作,其未必需要真正与某种社会议程连接,作为一种纯粹的宣泄,也许是剧作可以最直接的起到的作用。实际上,自古希腊悲剧时代起,也许剧作的主要作用,就是宣泄。一直从古希腊悲剧到今天的网络文学,我们都能找到这种社会情绪宣泄的影子。
但应该不会有人认为,古希腊悲剧的宣泄,与网络文学的宣泄,是一种同样的宣泄。一个典型的,传统的男频的后宫网文,当然起到宣泄一个男性在社会上与异性交往的压力和困境,但我想谁都能认可,这种宣泄是不健康的,也是可鄙的,甚至这种宣泄在培养物化女性,和将女性性对象化的糟糕倾向。
我们可以通过审视古希腊悲剧的宣泄意味,来反观今日,尤其是东亚式“诛心”的复仇戏码,是一种什么样的宣泄方式。
在亚里士多德所住主张的悲剧式“宣泄”中,以下的要素是他最看重的:怜悯、命运恐惧、认识转折、个体悲剧性缺陷。我们可以首先确知的是,公元前的古希腊社会,不会比我们今天遭遇的环境更加安全和公平,雅典城邦和诸希腊城邦常年争战,也经常陷入社会矛盾和政治动荡,甚至其后遭遇与波斯帝国的对抗和冲突,说起宣泄,他们也有足够的压力和困境需要面对。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让人培养了怜悯之心,因为剧中人物总是遭遇了他们不应该遭遇的困境和苦难,或者他遭遇的困境与他自己的问题相较不成比例,这种困境的来源往往不是因为他人之恶,而是命运和际遇,这让观众对剧中人物投入怜悯,而这种怜悯之情也很大程度上存在与希腊人的生活中,产生他们对命运的一种恐惧,唯恐相似的问题降临在自己或身边人的身上,这塑造了他们的宗教虔敬,和共同体本身的德行。
但现代复仇剧的情感核心是怜悯还是憎恨?他们主要在投射怜悯,还是投射复仇时对恶有恶报的仇恨和释放?在观剧之后,有有何敬畏呢?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情节关键在于悲剧英雄的“认知时刻”,如同俄狄浦斯决定挖瞎自己双眼的时刻,这代表悲剧英雄开始接纳命运,并开始作出不同的人生抉择,这导向一种自我的改变。而复仇剧的情节都是“外向”的,即主人公接受着委屈和困境,他对委屈和困境本身不需要进行认识的变化,需要的将其转化为让他们接受委屈和伤害的意志。这一部其实非常关键,因为一个人总要面对命运,希腊悲剧演示了一个人如何接受命运的实际过程,如同我们在上文的分析,古希腊悲剧的剧情虽然没有一个现实的“社会议程”来承接剧中压力和矛盾(也许有的,很多宗教仪式),但却有一种“生命议程”可以来让观众以类似方式面对命运。这种范例特征和“生命议程”是悲剧可以实现宣泄的关键。
而现代复仇剧中的快意恩仇,却不太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带来一种生活抉择的转变和生活议程的变化,因而这种“爽感”大多是短暂的,一种近乎快感的体验,却很难是一种有效的“宣泄”。
亚里士多德还强调剧中人物沉沦的“悲剧性缺陷”,即古希腊悲剧鲜少塑造“完美受害者”,俄狄浦斯自身的自大、冲动、暴力倾向,都是构成他悲剧命运中的关键,因此古希腊悲剧不是纯粹的外部力量或机运。如何看到剧中人物认识到个体责任,认识到对自己错误的接受,极大的增加了悲剧的情感冲击力,并促进了观众的宣泄体验。
这也许就是“宣泄”与“发泄”的区别,在这样的区分下,现代复仇剧可能更接近一种“发泄式”的体验。当然,现代人有资格发泄,也有理由发泄,但对发泄可能造成的反嗜,却值得注意。
如同后宫文可能塑造的偏见和带来的误导,发泄式的复仇剧同样有这样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的后遗症,我们已经明显地可以在生活中,尤其是在互联网上拥有清晰的感受。
发泄式的复仇剧塑造了,或者说呼应了今日施虐的文化,可以简单解释为“杀人诛心”,不管在网暴中、在网络游戏的直播中、在国际政治的想象中,你都可以发现这种不仅仅是批判,不仅仅是战胜,还包括一种施虐的倾向。享受对他人造成苦难,尤其是羞辱,并玩味这种羞辱的文化。
操纵术的敏感和操纵术的教授,可以从PUA、煤气灯概念,以及与其相反的,互联网对“沟通术”、“人际管理术”的兴趣上,看到复仇爽剧塑造或者呼应的我们今日对人际关系的一种基础想象力和预期。即人际关系是一种要么操纵,要么被操纵的关系类型,因此我们一边警惕他人的操纵,一边尝试成为一个擅长控制和操纵他人的人。这样的内容简直充斥了今日的互联网。
最后便是一种自我沉迷和自恋文化,复仇爽剧是一种双向的自我沉溺,既是对自我受害者地位,和受害的委屈感受的专注和反复玩味,更是对这种委屈必须以复仇方式释放,享受反过来的征服、支配、彻底操控快感的期待。这背后是一种强烈的自我重要性的强化和自我优越感的塑造。
从这些角度上来看,这股东亚复仇爽剧的风潮,也许对我们实际的社会和人际关系,会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因为作为一种实质性的“流量密码”,我认为类似的内容只会越来越多。
这也是今天的一种问题,互联网带来非常快速的受众与创作者的反馈和联系,这种反馈快速且剧烈,简直成为一种受众驯化创作者的方式。无法让受众满意的文艺作品会快速收获大量反对和批判,而掌握“流量密码”,可以输出受众最“爽”内容的创作者,则会获得快速的回报。这样一种创作生态,我们已经不仅仅在剧作上看到了,甚至在几乎所有媒介的生态中,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流量密码”背后内容的巨量供应和同质化,技术反过来决定了内容。
今天的创作者也越来越难以控制这种舆论的风险,在作品中尝试尽量少得罪观众,迎合观众倾向,这会让新思路和新方法变得困难,例如在《最后生还者 第二章》之后,这种视角彻底翻转的方法,恐怕更少有人敢于去尝试。
这种氛围的结果,我们应该可以在短视频领域得到一个很直接的教训。按理说,短视频这种轻量化的创作模式,又有如此多而多元的创作个体在其中,很多人也未必有强烈的获利和功利冲动。在这种创作者数量和互相模仿的背景下,按理说短视频范式应该百花齐放,不断推陈出新,不断产生新的尝试。但实际结果,在对观众的注意力和时间都如此稀缺和紧张的环境中,我们收获的就是多样性的极速收窄。
同样的技术性导致多样性受损,内容同质化和重复的例子就是网文领域。读者的评价开始可以直接影响和塑造写作者行为,不仅靠关注,甚至靠网络暴力的时候,恐怕哪里领域都难逃这种厄运。
我们看到的内容,既耸动又肤浅,十分有趣又快速消退。恐怕如此下去,电影和电视剧领域也会走向短视频和网文的结局。失去更多精神食量的我们,又该走向何处呢?
在我想到东亚复仇爽剧的时候,我脑子里立马出现了泰国电影《天才枪手》,这部电影以更纯熟的手法容纳了一部分爽剧的商业化手法和情节,同样架构了寒门天才面对的社会阶层矛盾和冲突。但电影临近结尾处的处理又如此的别具一格和深入。
这部电影的存在提示我们,复仇爽剧的反面不是说教式的艺术电影,我们并不面对一个要么爽,要么无聊的二选一困境。类型片要素,复仇情节,社会矛盾的剧作框架,与更深入的揭示和思考,并非不可兼得的矛盾。但我想这个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创作者,而在于观众的预期和隐忍程度。
毕竟像上一部分所说,今日就是一个观众可以靠他们集聚的评价甚至暴力绑架和决定创作的时代,互联网赋予了观众这种影响的深度和可能。那么对于应该如何塑造文艺产品的问题,每一位观众也都需要有更好的思考和行动,这对于传统创作者主动,观众被动的环境,当然是一个全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