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并相信一个事实，社会由社会自己维持

一、面对疫情中公权力的底气

西安封城半月有余，激起话题无数。其中绝大部分是公权力与个体的碰撞和摩擦，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与代价。不过这里的辩护也简单，病毒肆虐，封闭措施无可避免，在这种危急之下，官方的各项措施难免百密一疏，带来的一些伤害，但再多的伤害也好多病毒扩散带来的健康和人命的风险。

当然这里最好的例证就是美国近日单日过百万的确诊人数和83万人死亡。似乎和这两个数字一比，什么样的代价就都能接受了。

因此疫情间的诸多争议，例如几例医疗救助阻碍导致的死亡，与疫情管控志愿者的摩擦，就显得无足轻重了。这里的问题视野是，公权力已经覆盖和解决了最重要的问题，又是大敌当前，你还有什么资格对一些偶发的小问题吹毛求疵。

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假设，“公权力已经覆盖和解决了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就从这里入手。

二、到底谁在解决问题？

这个问题到今天已经几乎盖棺定论，即“公权力覆盖和解决了最重要的问题”，甚至公权力还足够完成其自己的进化和改变。因此任何大多数的批评和质疑，都在两个假设之下。

首先，这些批评和质疑是非建设性的，不解决问题，只会说风凉话。

其次，这些批评和质疑是别有用心的，即反对者公权力“覆盖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因此每每到这种争议处，我们就开始争论一些基本的问题，例如言论权利啊，基本人权啊等等的问题，仿佛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假设，即“公权力覆盖和解决了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什么都没做，什么也不能做，是否还有资格批评，或者有资格主张自己的权利？

在此，我们被作为“无贡献的被照顾对象”，似乎唯一能够支撑我们权利的就仅仅是法理底限或基本的权利。但真的如此吗？西安最近开始逐渐恢复物资供应，问题是这个物资供应是如何实现的呢？是政府拿出大笔财政？组织人力物力？从无到有建立运输机制？

在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告关于西安生活必需品供应的三方面机制，分别是：

1 开通生活物资运输 “绿色通道”，向重点企业开具 “民生保供企业证明”，发放外地货运司机 “暖心礼包”，制定蔬菜应急转场预案，稳定外调货源。

2 发布3批重点保供企业和社区团购服务企业名单，发放保供货运车辆通行证，协调解决保供企业员工上岗问题，鼓励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企业应开尽开。

3 针对群众反映的生活必需品入户难问题，西安市采取相应措施，实行分区分级配送，并对外来人员等重点群体开展救助帮扶。

说到底，几乎可以总结为一句话，放松对企业经营和运营的限制。作为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大都会，西安日常就具备这样一套物资供应和运输的多企业联动的系统，政府并未在其之外建立一个特殊系统，所做的不过就是“放松对他们的限制”。

我想到2020年处湖北省封锁期间，全省各种医疗设备告急，当时全国有多少线上志愿者，搭建起覆盖全球的医疗物资采购和匹配渠道，为湖北省点对点地调集物资，直到红十字会下令垄断所有物资系统。又在仓库仓储管理完全无法应付的情况下，不得以交流市场化的物流公司接受，就快速完成了物资分拣。

再到去年河南暴雨期间，网上被盛赞的”救命文档“，在这种紧急时刻，信息的调配，接受，优先级排布，依然是由社会力量完成。

再想想疫情期间，在餐饮场所无法提供堂食服务的情况下，很多人必须依赖外卖送餐来完成饮食需求，这套配送系统又是由政府，还是由企业建立的呢？

我在这里绝不是说政府无能，例如公共安全、消防等事务，其服务由政府财政提供。而很多社会事务，尤其是紧急时期的社会事务，政府不可能，也不具备能力覆盖和解决一切问题。虽然在新闻标题上，都在说是政府解决了问题，但如果政府就是靠放松对企业的限制解决问题，这个问题还是政府解决的吗？

正是因为在很多不良网络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政府垄断了”解决问题“的形象，才让社会力量面对公权力摩擦底气不足，唯唯诺诺，求诸于”基本权利“，但现实上当然绝非如此，社会是在社会的运作用维持、发展和成长的，政府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也只是一个角色之一，即便在我们这个大政府的国家，即便是灾难救助，公共危机也十分依赖民间的力量。

不管是一个纳税的个体、企业，还是任何社会分工人员，在诉求自身权利时，不必唯唯诺诺，并不存在一个公权力覆盖和解决绝大多数重要的问题，问题都由全社会共同解决。

三、谁是真正的为“批判而批判”

社会不仅被漠视，在当前网络舆论下，社会被贬低，被发明的罪名打压。企业是侵吞社会财富，剥削和贪婪的；律师是搬弄是非，蓄意挑起争端的；记者是处心积虑，负能量地挖掘社会阴暗面的；NGO是某某势力，专事向我们的环境中渗透和制造问题的；公知是利用民众尚未启蒙，通过对他们洗脑牟利的。

事实当然完全不是如此，刚刚写下《长安十日》的记者江雪，曾在2002年报道陕西延安派出所闯入民宅的”黄碟事件“，正是因为她的报道，才有公权力登门道歉，当事人获得赔偿的结果。

很多人对NGO的批判完全不顾大量基础教育、乡村建设、社区支持、环境保护背后的资金和人力都是由社会NGO提供，简单将其当作”别有用心“。

更不必说企业提供了基本的社会功能，提供了就业，即使其由分配和利润的追求，我们也难以想象生活在一个无企业作为构成的社会中。

所谓”公知“，其中很多人在高校系统任职，教书育人，开展学术研究。

相反，那些塑造了社会的罪恶形象，在网上对这些群体大肆鞭挞，以”斗倒想象中的同胞敌人“为己任的网络投机自媒体，除了一边开展”批斗检举“，一边接着商业推广外，他们到底对社会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抓出真正的敌人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价值，但制造想象中的敌人，为受众提供一种类似”网络道德斗兽“表演的人，恐怕才是真正不创造任何价值，仅仅从煽动仇恨敌对中渔利的。

而正是他们，竟然主宰了社会的议题，让其他人要和他们去争论，在疫情中要求保全个人权利是否合理？疫情中公权力是否该有边界？我捍卫我自己的权利是否正当？我们到底有什么义务要对他们来做这样的说服与自我证明？

不仅是证明问题。让社会解除被污名化，也是每个人对社会信心的重要组成，而社会信心问题，反过来也对我们与公权力的关系构成重要的底色。对企业、律师、记者、NGO、公共知识分子的认识与认可，就是在这个”公民社会“中的组件的认可，这构成我们对社会的信心。这个问题几乎可以简单和根本地呈现为，你相信社会中的他人吗？你相信在疫情中，其他人的自觉和他们在维持社会秩序中的角色吗？如果对一个人而言，企业就是会大发灾难财；而其他人就是毫无自律能力，导致疾病传染；律师记者利用专业和信息优势通过欺骗为自己牟利；NGO代表外国势力抹黑中国。

如果你相信这样一种社会图景，这时你当然会绝望地求助并希望有一种”公权力“，可以在这种险恶的社会中给予你保护，且只有一种强权，可以帮助一个个体面对这样的威胁，在这里社会被想像为公权力对抗邪恶的社会。而这种”邪恶社会“的图景，就是现在充斥在我们媒体环境中的荒唐内容，就是上述”为批判而批判“的自媒体们所伙同造成的恶果。

四、必须保卫社会，即使保卫社会自我维持的基本常识

如果在这个背景下，社会竟然可能得到保卫，我想我们在此依靠的恰恰不是”基本法权“的抽象辩论，不是出事儿就谋求全网舆论支持以对公权力施压的网络运动。

而是一些基本常识，就是应对”公权力覆盖和解决了所有重要问题“和”一切非公组织都在敌对社会和社会个体“这样判断的常识。这些常识就是，那些大问题的背后，以及社会的运转中，整个社会付出了什么，如何解决了问题。

那是关于企业联手如何解决了西安物资供应的难题，公民自救如何在一个封锁的环境中达成，远方的网络群体如何提供了信息的公布和对接，互联网企业如何为社会提供和解决方案， NGO如何持续的为社会提供解决问题的能力。即社会是社会事件的主角，社会的活力与能力，才是构成我们生活秩序的最主要力量。

因此在任何问题中，硬气一点，不要唯唯诺诺的诉求抽象的”原则“，毕竟我们并没有接受任何施舍和无功之禄。相反对那些搬弄是非，最好发明罪名的媒体们，我们才该好好问一句：你就坐在屋里抱着键盘，你们有什么资格在网上指手画脚？